中村事件的事件详情
的有关信息介绍如下:1931年春,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交给中村震太郎一项特殊任务:化装潜入海拉尔、洮南地区,搜集兴安屯垦区军事情报;调查日军在横切陪局简满蒙时,在宿营、给养、供水以及交通等方面可能遇到的情况;秘密联络当地亲日蒙古王公,准备策应日军进占。
1931年6月5日,中村以“日本帝国东京农业学会会员 ”的名义,从洮南来到齐齐哈尔进行所谓土壤学调查。中村同井杉延太郎(退役的关东军骑兵曹长,精通骑术,中村的助手)、一名白俄翻译、一名向导,一行4人骑马上路。他们离开齐齐哈尔,先是经昂昂溪、免渡河,西行至海拉尔,然后又途径伊列克得南下,翻过索伦山,直奔王爷庙(今乌兰浩特),准备与在洮南接应的另一名特务片仓衷会合。
1931年6月25日清晨,兴安屯垦区公署第三团一营三连的哨兵,发现4人骑马鬼鬼祟祟地由北向南驰来,连长宁文龙立即带着一个班的战士冲了上去。一支支黑洞洞的枪口逼住了中村一行。中村做梦也没想到会在察尔森的深山沟里遇到麻烦。他满脸堆笑地对连长宁文龙说:“弟兄们,我们是日本农业学会的,到贵国东北进行土壤学调查。”说着,顺手从皮包中掏出一包海洛因递过去,然后交出了护照。宁文龙仔细地看完护照后,抬头看着眼前的这几个人。他从中村一行满不在乎的神情中,隐隐感到了一股杀气,觉得这几个人不像是什么科学家,反倒像是训练有素的日本军人。为了搞清这几个人的真实身份,宁文龙决定把他们带回团部扣押起来。他把芦裤手枪往上抬了抬,颇为客气地说:“实在对不住各位。你们没有进入兴安屯垦区的文件,我们也没有得到上级的命令,你们得先跟我们走一趟。”
“大大的混蛋!”中村听到这话脸色骤变,粗野地骂道,“我们是大日本国民。快快地放我们过去!”说罢,他习惯地把手伸向了腰间。
“你还敢在我这骂人!”宁文龙气得咬牙切齿。他眼睛一瞪,发出了命令,“上!都给我捆起来!”
周围的士兵听到命令一齐冲了上去,七手八脚地将中村4人结结实实地绑了起来,押送到团部。
听说抓到几个日本人,而且他们还带着武器,正在外面操练部队的第三团团长关玉衡大吃一惊。他想,日本人带枪跑到我这里干什么?情况紧急,不容多想,他急忙策马赶回团部。
桌子上摆满了缴获的物品,有军用望远镜一架,三八式马枪一支,南部式自动手枪一把……关玉衡一件件地察看完之后,顺手拿起南部式手枪, “咔嚓”一声推上子弹,自言自语地说道:“好枪。”
中村等4人被押走后,关玉衡再次察看被缴获的物品。他把日文十万分之一军用地图和中文十万分之一军用地图并排摊开,发现两张地图上的某些同一地点都有铅笔勾画的痕迹,这表明这些地方他们都已经实地考察过了。三本表册中,有两本分别记载着某些地方的自然情况和旗县人口、物产、军民分布等情况。令人吃惊的是第三本表册,上面清楚准确地记载着兴安区屯垦军的兵力分布、枪炮种类和口径、官兵人数、将校姓名职务、部队驻扎地点、营房容量及坚固程度等内容。 看着这一件件物证,关玉衡陷入了沉思。事情来得太突然了,他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
“关团长,”跟在身边的副团长董昆吾(字平舆,时任兴安区屯垦军第三团少校团副)开了口,“这些东西就是确凿的证据,充分说明他们是日本军事间谍。”“对。”关玉衡果断地说,“先审问,后处理。”至于到底怎样处理这伙军事间谍,他一时还拿不出主意来。
1931年6月26日上午。团部内外卫兵林立,戒备森严。办公室里,关玉衡表情严肃,一言不发,目光炯炯地盯视着站在他面前的中村。中村,中等身材,满脸横肉,身穿俄罗斯式皮夹克,头戴火车头式皮帽,脚穿短筒皮靴。他抬头挺胸,目不斜视,浑身上下透露出一股经过严格训练的军人气质。
审讯一开始就出现了僵局。“姓名?”不答。“国籍?”还是不答。狡猾的中村摇头晃脑,以不会汉语为理由,拒绝回答问题,妄图掩盖其从事军事间谍活动的罪行。
我就不信撬不开你个小日本的嘴巴!关玉衡暗自在心里说。他随即命令改用日语审讯。“你到我们东北执行什么任务?目的是什么?”
中村没想到对方会有这一招,只好按事先编好的供词应付审讯:“调查土壤,考察农业,研究农业发展方向……”
“胡说!”关玉衡态度一变,打断了中村的回答,一针见血地说,“为什么携带武器和军事地图,收集军事情报?”
中村知道,一个中国军队的小小团长手中没有多大权力,不敢把他怎么样。因此,他态度蛮横,声嘶力竭地为自己辩护,拒不回答实质性问题。审讯只好暂时停下来。
审讯井杉延太郎的过程非常顺利腊枝。在军官们威严的目光逼视下,井杉延太郎眼里掠过惊慌的神色,无言以对,只好低下了头。他吞吞吐吐地供述:“我们是军人。中村震太郎是陆军大尉;我是曹长,中村的助手。我们此行的任务是……”
证据确凿,真相大白。如何处置日本军事间谍呢?关玉衡焦急地思考着。关东军在沈阳、旅顺口、海城等地驻扎着大批军队,对东北早已经垂涎三尺,此时派遣军事间谍进行侦察,用意是再明显不过了。若放了他们,就等于放虎归山;若不放了他们,日本在中国东北享有治外法权,一旦走漏风声,日本人会设法要回中村,后果同样是不堪设想。事关重大。关玉衡作为团长,在这紧要关头,只有征求部下军官们的意见了。他喊来了通讯员,下达了 “傍晚召开连以上军官会议”的命令。
黄昏,如血的夕阳仍然散发着灼人的热浪。团部办公室里,关玉衡用镇定自若的目光扫视着20多个连以上军官,开门见山地说出了自己的意见。董平舆副团长态度明朗地说:“按照国际法,外国的军事间谍是可以处死刑的。目前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他们秘密处死。”一营营长认为这样处理有理有据,表示赞同。军官们讨论后一致认为,处死中村,理在我方。会议一致决定:待取得中村口供后,立即将他们一行4人秘密处死。关玉衡马上下令二审中村。
中村面对满屋子怒气冲天的军官,根本没有想到会死到临头,气焰更加嚣张,不但死不认罪,反而破口大骂。突然,他飞身直扑身边一个士兵,妄图夺枪进行反抗。夺枪不成,他便徒手与士兵格斗起来。
“给我打!”关玉衡气得拍案而起。官兵们一拥而上,拳脚相加。中村疯狂地进行反抗,不顾一切地同军官们拼命厮打。“唰”的一声,关玉衡抽出了指挥刀,把寒光闪闪的利刃逼向了中村。军官们也都掏出手枪,“咔嚓咔嚓”地推上了子弹。中村顿时惊呆了。一瞬间,他的精神已完全被摧垮,像一具木乃伊似地僵立在那里。
时间飞快地流逝。中村一口气交待完从事军事间谍活动的罪行后,偷偷地瞅了一眼腕上的“三道梁”牌手表,知道已是时至深夜。他心里不安起来,布满腥红血丝的眼睛露出了绝望的神情。
“中村从事军事间谍活动事实清楚,物证确凿,本人也对其罪行供认不讳。命令罪犯在供词上签字。”听到这话,中村预感到自己已经到了人生旅途的最后关头,心里又怕又恨。借签字之机,他突然一拳朝身边的军官打去。由于用力过大,腕上的手表顿时脱手而飞。一看他在进行垂死挣扎,官兵们蜂拥而上,几枪托就把他打得昏倒在地。三连司务长李德保站在门口,瞥见中村的手表飞落到门口,趁混乱中无人注意,手疾眼快地捡了起来,溜出屋子。
“立正!”随着齐唰唰鞋后跟的磕碰声,团长关玉衡俨如一个法官,威严地宣布:“第三团团部令:成立以第三连连长宁文龙、第四连连长王秉义为队长的行刑队,立即执行对日本军事间谍中村震太郎大尉等4人的枪决任务。团部副官赵衡为监刑官。”
宁文龙、王秉义指挥行刑队把中村等4人秘密押到察尔森后山沟里,于1931年6月27日零点30分下达了射击命令。“啪啪啪……”枪声响过,赵衡马上指挥士兵把尸体和行李等浇上了汽油,划火点燃。熊熊燃起的火光,把刑场照得如同白昼一般,很快一切都化为了灰烬。
1931年6月27日一早,关玉衡团长带着警卫员,赶到驻在洮南府的兴安屯垦区公署。他向代理督办高仁绂汇报了处理军事间谍中村的详细情况,并出示了重要罪证。当日,兴安屯垦区公署就把情况以快邮代电的形式,向正在北平的东北军副司令长官张学良作了汇报。张学良将军马上就做出了指示,立即电令关玉衡“妥善灭迹,做好保密”。
遵照张学良将军的电令,关玉衡在部队中实施了严格的保密措施。但遗憾的是,不久之后,泄密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他万万没有想到,泄密的原因就出在中村那块“三道梁 ”牌手表上。
事后,日本特务机关采用种种办法,从李德保处得知了中村被处死的详细情况。于是,日本驻沈阳领事馆总领事林久治郎和陆军参谋本部的森纠,一同会见了奉天省省长臧式毅,以那块手表为证据,宣称东北军屯垦三团士兵因图财害命而杀死了中村。日本内阁也就“中村事件”进行专门讨论,并对中国政府进行威胁。
1931年9月13日,东北军宪兵司令陈兴亚奉张学良将军的命令,带领宪兵20人前往兴安屯垦区调查。东北军参谋长荣臻秘密派人将关玉衡团长接到沈阳保护起来。然后,东北军公开宣称已将屯垦三团团长关玉衡逮捕,令其听候处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