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one谁给兄弟解解马基雅弗利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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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基雅弗利（1469——1527）被西方人誉为“政治学之父”，其名著《君主论》（一译《霸术》）是政治学必读书，也是文艺复兴的代表作之一。 马基雅弗利在《君主论》里谈统治国家之术，其重点，就是教君主们怎样使坏。为了达到政治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这就是马基雅弗利主义的精髓。他说：“对一个统治者来说，他必须学会如何不做善事。” 中国人可能不会相信，马基雅弗利以教导君主为务，但他自己的国家却没有君主。 马基雅弗利是意大利佛罗伦萨人，15—16世纪的意大利还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意大利成为一个国家是19世纪的事情）。其南部先后属德皇、法兰西、西班牙；中部是教皇国；北部是十几个独立城市国家（佛罗伦萨是其中的一个）。佛罗伦萨共和国由富商梅狄奇掌控（见拙文《梅狄奇与子贡》），《君主论》就是为了讨好梅狄奇家族而写的。其实，梅狄奇只是个商人，不是马基雅弗利心目中理想的君主。 马基雅弗利主义在意大利无用武之地，却成为西欧其他君主们的宝典。 百年战争后形成的法国和英国、通过联姻形成的西班牙，都是刚刚形谨笑雀成的民族国家。这些国家的君主们先在国内依靠商人对抗贵族（英国1295年的议会，法国1302年的三级会议都是其产物），然后在外部脱离罗马教廷（法国1516年脱离，西班牙1526年，英国1534年）。 经过200多年的经营，西欧终于出现了君主专制，第一次有了象样的君主，其典型代表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1558—1603）和法国国王路易十四（1643—1715）。 路易十四的罗浮宫是欧洲第一座象样的宫殿，他的奢华及其一整套皇家礼仪，顿时成为欧洲君主们竞相仿效的楷模。 但是，好景不长，白金汉宫和罗浮宫很快都变成摆设，取代他们的是庄严肃穆的议会大厦。马基雅弗利的《君主论》如同昙花一现，很快在欧洲失去了作用。 比马基雅弗利早2000多年，中国的周公也写了一本书，叫做《周官》。这是一本“经国家定社稷”的书，也是教君主怎样统治的。但这本书比《君主论》要高明得多，影响也深远得多——从唐朝的《唐六典》直到明、清两朝的《会典》，都是《周官》的翻版。 一部《周官》，俨然是一套完美的设计图，照此施行，就可搭建一座庞大而精细的国家机器。其中不但有经国治邦的宏图大略，也有施政行动的各种细节。 这一庞大的国家机器，由300多种官职组成，需用官员总数在二万人左右。整套机构由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六大部分；官员分为卿、大夫、士、府、史等十个等级。各个官职的掌管内容、执政方法、配置什么等级、每个等级的官员多少人，都有详实的规定。 以天官的总头太宰为例：太宰为百官之首，负责掌管六典、八法、八则、八柄、八统、九职、九赋、九式、九两。其中的“八柄”是专门用来驾御群臣的，其具体为： 爵，以驭其贵； 禄，以驭其富； 予，以驭其幸； 置，以驭其行； 生，以驭其福； 夺，以驭其贫； 废，以驭其罪； 诛，以驭其过。 生杀予夺，惩罚与褒奖，可谓恩威并重，不象马基雅弗利那样一味地教坏。 比较《周升御官》与《君主论》：如果说，马基雅弗利是政治学之父，周公就是政治学的祖宗。 如果说，《君主论》是欧洲君主们一时的宝典，《周官》就是百世的《圣经》。 如果说，马基雅弗利是教君主们使坏，周公就是教君主们行好。奇怪的是，欧洲的君主们怎么教坏也坏不到哪去，中国的皇帝们怎么教好也好不到哪去。 案：中国专制政治制度的高度完善是中国社会现实的祥早反映，欧洲王权的软弱落后也是欧洲社会现实的反映。要考察和评价中西政治制度，必须先考察他们各自的社会现实，要从他们的各自的历史出发；而不是相反，用他们的政治制度来要求和规定他们的社会现实。 当然，21世纪的西方和中国，其社会现实已逐步趋于一致，剩下的只有传统习惯和统治者利益的差别。此为另一问题，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但有一点是很明确的：正象中世纪的欧洲人梦想但却不懂得怎样建立东方那样“完善”的政治制度一样，现代的中国人梦想但却不懂得怎样建立西方那样“不完善”的政治制度。 - 又穿破衣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