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申府的子孙追忆

张申府的子孙追忆

1893年6月15日出生在河北河间府献县小垛庄。

祖父濂公是清末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后当选国会议员。父亲早年在家乡读私塾，14岁时到北京求学。

父亲少年时非常勤励，在小学住校时，同宿舍的七八人中，有几个纨绔子弟，整日吃喝玩乐，不务正业，而他根本不予理会，一心苦读，以名列前茅的成绩考入北平 顺天高等学堂中学班。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了，革命风暴席卷神州，父亲和其他热血青年一样，情绪高昂，决心投身于民族革命的大潮中，做新时代的弄潮儿。当时，以孙炳文为总编辑的天津《民国报》公开进行革命宣传。父亲以“赤子”为笔名，写了一些短小的文章在该报上发表，总题目为《零金碎玉》。

辛亥革命后，学校停课，同窗好友，星散各方。回家乡暂住一段后，1912年暑期，他再次来到北京，考入高等师范学堂附属中学班。翌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开始了新的生活。

当时的北大设文、法、理、工科和预科。“预科”相当于附属高中，学制为三年（后改两年），毕业后可以免试升入本科。父亲在预科上了一年，觉得并不很吃力， 便报考了本科，入文科哲学门（系）学习，不久转入数学门（系）。

1917年，父亲在北大毕业，留校毁宽做助教，教逻辑和数学。三年后提为讲师，其间曾一度协助李大钊同志在北大图书馆工作。

是年初，蔡元培先生任北京大学校长。他实行“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大力提倡思想自由，在他的主持下，北大厉行改革，气象一新。思想敏感活跃的父亲对哲学、政治、社会、人生等重大问题深感兴趣，在一系列文章中，他首次向国人介绍了罗素、罗曼·罗兰等西方进步思想家，先后在《新青年》等杂志上翻译了罗素的多篇文章，并撰文评述其哲学思想，在当时曾有广泛的影响。

1919年5月4日，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运动爆发了，这一运动促进了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开展，也推动了许多进步团体的活动和发展。在此前后，父亲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新潮社的活动，并任《新青年》编委，还参加了《每周评论》的创刊工作。这期间除与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交往甚密外，还认识了天津觉悟社的刘清扬、 周恩来、邓颖超等进步青年。

随着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的酝酿创建工作也在积极进行。1920年初，父亲参加了党的早期创建工作， 在“南陈北李”间奔走串联，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法人士为沟通文化交流，组织了华法教育会，倡议中国学生赴法勤工俭学。“五四”运动后，逐渐形成了纤碰亮勤工俭学运动的高潮。

李石曾、吴稚晖等人在法国巴黎筹办了一所里昂中法大学， 父亲应聘前往教逻辑，1920年底到达法国巴黎。此行他还肩负着 一个重要使命，即受陈独秀、李大钊委托在海外建立发展中共党组 织。1921年年他先后介绍刘清扬和已先期到达法国的周恩来同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即与周恩来、刘清扬和从国内来的党员赵世炎、陈公培五人在巴黎成立了共产党小组，并与国内的陈独秀常有书信往来。

1921年春，周恩来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他（左二）和入党介绍人张申府（右一）、刘清扬（右二）在柏林万赛湖。左一为赵光宸。

1921年9月，爆发了留法学生要求开放里昂大学的斗争。父亲为此奔走活动，并去向吴稚晖交涉，但毫无结果，最终这场斗争在中法当局的联合迫害下失败了。父亲无比愤慨，盛怒之下辞去了教书之职，离开了里昂中法大学。

1922年父亲和刘清扬、周恩来一起转到德国，后与周恩来一起介绍已到德国的朱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底，中共旅欧支部成立，父亲和周恩来、赵世炎等在其中负主要责任。

1923年底，父亲经请示党中央后，离开德国，经莫斯科回到祖国。

到北京后，他本拟再回北大教书，不意竟为胡适等所拒。经李大钊介绍，父亲到了广州。

是时，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改组国民党，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开创了国共合作的新局面。为了培养革命军事人材，广州正在筹办黄埔军校。父亲到粤后，马上参加了这项工作，并被任命为军校政治部副主任，同时受聘在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前身）教授兼图书馆馆长。

父亲任职黄埔军校后不久，即感到时任校长的蒋介石为吵皮人跋扈、刚愎自用，难于长期共事，遂借机离开军校，而在暑期父亲回京休假返粤后，国民党右派、广东大学校长邹鲁却突然翻脸，借故不再下聘书，父亲失去广东的工作，不得已转到上海。

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父亲列席了会议，会上因讨论党的纲领与人争执，而后负气提出退党，他认为：“在党内因意见分歧，发生龃龉，反而多所妨碍”，“在党 外仍当与党配合工作，永远同党保持友谊关系似更妥”，表现出传统士大夫那种“合则即，不合则离”的态度。

此后父亲主要的教学和翻译著述为生，先后在暨南大学、大陆大学、大厦大学、中国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任教。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难日甚一日，满怀爱国情感 的父亲，经常利用讲坛，痛斥当局的不抵抗政策，宣传爱国思想，并 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1月，北平文化界救国会成立，父亲被推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和救国会的执行委员，后又担任华北各界救国会的负责人，是爱国进步教授中一位活跃的较有影响的代表。

父亲的爱国行动，引起国民党当局的不安。1936年2月，他被捕入狱，直至5月，经冯玉祥先生保释和社会各界的声援营救，才获释。但他回到清华大学不久，即被学校解聘。

离开清华大学后，父亲仍致力于抗日救国运动，后作为救国会的代表参加民主政团同盟，并任中央常委，为了推进国共合作，他与其他民盟领导人一起，作为第三方面斡旋国共间的和平谈判。

共和国成立后，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父亲被安排在北京图书馆任研究员。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文革”中受到冲击，直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获彻底平反，后任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1986年辞世，享年9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