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公权的书法特点

柳公权的书法特点

公元778年，唐代宗大历十三年，柳公权诞生于京兆华原（今陕西省耀县），字诚悬。其祖柳正礼，唐邠州士曹参军，其父柳子温曾任丹州刺史，其兄为唐名臣柳公绰。宪宗元和三年（808），三十一岁的柳公权进士及第，当年宏词登科。从此，柳公权开始了漫长的仕途生涯，竟然历仕七朝：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在宪宗时，柳公权任秘书省校书郎。“李听镇夏州，辟为掌书记”（《旧唐书》）。李听与柳有此交谊，故柳晚年还为其书过碑。穆宗即位，柳公权入奏事。穆宗召见柳公权，说：“朕于佛寺见卿笔迹，思之久矣。”即日拜右拾遗，充翰林侍书学士，迁右补阙，司封员外郎。从此他在穆宗、敬宗、文宗三朝，一直侍书禁中。皇帝的宠幸、生活的优裕，并不给柳公权带来欢乐。他内心却有无法排遣的苦闷与隐隐的羞愧。他酷爱书法艺术，但他不想以此作为自己全部的生活；建功立业的进取雄心，时时跃动在胸间。而随从皇帝的侍书，其地位仅与“工祝”一类相等。因此其兄柳公绰曾写信给宰相李宗阂，云：“家弟苦心辞艺，先朝以侍书见用，颇偕工祝，心实耻之，乞换一散秩。”于是改为右司郎中，累换司封、兵部二郎中，弘文馆学士。唐文宗颇爱柳公权书法，又召为侍书，迁谏议大夫，后改中书舍人，充翰林书诏学士。开成三年又转工部侍郎，累迁学士承旨。武宗朝，罢内职，授握森右散骑常侍。宰相崔珙用为集贤学士、判院事。宣宗时，左授大子詹事，改宾客，累迁金紫光禄大夫、上柱国、河东郡开国公。复为左常侍，国子祭酒，历工部尚书。懿宗时，咸通初年，柳公权改为太子少傅，改少师；在咸通六年（865）卒，赠太子太师，时年八十八。柳公权仕途通达，只是在八十二岁那年，因年老力衰，反应稍迟钝，在上尊号时不慎讲错，御史弹劾他，结果被罚了一季的俸禄。各朝皇帝都爱他的书法，爱他的诗才，甚至他的谏议也乐意接受。柳氏的一生，除了少许时间在外任官，基本上都在京城，在宫中，在皇帝身边。其一生，一直在不断地为皇家，为大臣，为亲朋书碑。柳公权颇像一只关在禁笼中的金丝雀。这样的生活使他缺少壮阔的气度、宽广的视野、浩瀚的生活源泉。颜体一碑一碑曾不断地变，柳体在其成熟以后变化较少；颜真卿像奔腾咆哮的洪流，柳公权却似流于深山老林的洞水。这是两种不同的生命情调。2．高尚的人品素养柳公权从小接受《柳氏家训》关于“德行”的教导，因此终身以德行为根株，“博贯经术”。他于人生、书艺都具儒家风范，柳公权的“笔谏”，成为后世士大夫的一种“典范”：穆宗政僻，尝问公权笔何尽善，对曰：“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上改容，知其笔谏也。（《旧唐书》）穆宗怠于朝政，柳公权以书喻政，由此及彼，巧妙地进谏。从此“心正笔正”说一直流传至后世。柳公权在“侍书中禁”时敢于直言或婉言进谏的行这，于此可见一斑。柳公权当着皇帝、臣子的晌差面表现书法，又是他“侍书”生活的另一个侧面。其诗才、书才，使帝王“奇惜之”。尽管如此，柳公权的心灵并不偏溺于这一端。外部的荣耀，消不去内心的苦闷。他“博贯经术，于《诗》、《书》、《左氏春秋》、《国语》、《庄周》书尤邃，每解一义，必数十百言”（《新唐书》）。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他在研习儒学之时，又同时研习《庄子》，而且深得精微。柳公权同时从儒、佛、道中汲取心灵之滋养，求得互补与平衡，求得某种超脱。他对于佛、道方面接触颇多，并有多种书法创作。《金刚经》他多次挥写过，如今虽只见敦煌拓本，但前人著录柳书《金刚经》者颇多。另外公权还书有《阴符经序》，以及《清静经》、《度人经》等。他对唐代僧人的碑志、塔铭多有挥写，其《大达法师玄秘塔铭》即此中最为著名者。柳于佛寺庙观也多书碑，有名者如《回元观钟楼铭》、《复东林寺碑》，即此中佼佼者。柳公权既有佛道慰藉心灵，故在滚滚红尘中颇能超脱。他甚至对于钱财不屑一顾。他给人写碑，每年有巨额收入，家奴海鸥与龙安常盗用其钱财器物，他都淡然处之。此外柳公权还“性晓音律”，但“不好奏乐”，常云：“闻乐令人骄怠故也。”（《旧唐书》）柳公权有多方面的学识素养，因而由其心灵滋养而出的书艺也是摇曳多姿。其性刚毅正直和超尘脱俗的佛道风范，都熔铸于柳书的风骨之宴皮皮中。柳体之路在柳公权面前，久已名家林立。如何超越前人，如何在新的历史时空创造出一种新的书体来，这是柳公权面临的严峻挑战。他并不畏缩，而是以积数十年的不倦磨炼之功，广泛熔铸，终于创造出自具新理异态的“柳体”，在唐中晚期一新面目，一展风采。1．通向绝顶的跋涉柳公权书学上的成功，决非一蹴而就，可分四期将其历程粗略扫描（此仅述其楷书情况，行草见“柳书流观”部分）。（一）早期：望尽天涯路。这一时期是从二十几岁到六十岁。宋赵明诚《金石录》载：贞元十七年（801），柳公权二十四岁时已书碑《河东节度李说碑》；此碑由郑儋撰文，原石在洛阳，已佚，但或可想象其为年少妍华之书。元和十五年，四十三岁时柳书《左常侍薛苹碑》；长庆四年（824），四十七岁时书《大觉禅师塔铭》等。虽然这些书迹都已不存，但可以看到他二十多岁时的书艺已为社会重视，否则是不会被这些权贵所青睐的。柳在五十岁以前的作品，今只有《洛神赋十三行跋》、《金刚经刻石》（敦煌本）可睹风采（见下文介绍）。从中可见其学锤繇、王羲之的书体，仿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陆柬之的体态。柳公权五十岁以后的作品，据《金石录》载，有：《涅盘和尚碑》（五十一岁），《李晟碑》（五十二岁），《王播碑》（五十三岁），《将作监韦文恪墓志》（五十四岁），《太清宫钟铭》（五十四岁），《升玄刘先生碑》（五十六岁），《大唐回元观钟楼铭》（五十九岁），《赠太尉王智兴碑》（五十九岁）等。柳五十岁以后，只有《李晟碑》、《大唐回元观钟楼铭》以及墨迹《送梨帖跋语》，可见其楷书概貌，虽能看到又有进境，但尚未大成。康有为说：“柳诚悬《平西王碑》学《伊阙石龛》而无其厚气，且体格未成，时柳公年已四十余，书乃如此，可知古之名家，亦不易就，后人或称此碑，则未解书道者也。”（《广艺舟双揖》）如果柳公权不能享高寿，那末六十岁之前，虽有很好声名，但终未能成一书坛巨擘。（二）鼎盛期：柳体之大成。六十岁以后的十年中，柳书进入鼎盛时期，如丽日当空。这一时期，文献载有《冯宿碑》、《检校金部郎中崔稹碑》、《淮南监军韦元素碑》、《义阳郡王苻磷碑》等等将近二十通碑，而以《玄秘塔碑》和《神策军碑》为柳体的典型，声名最为卓著。至《玄秘塔碑》、《神策军碑》柳体已大成。它一变中唐肥腴之风，用笔骨力深注，爽利快健，以方为主，济之以圆，且在蹲锋与铺毫之间显示瘦硬劲挺之线条，这便是“柳骨”（下文再作阐述）。在笔画之间已有自家面目，横之长者瘦挺舒展，横之短者粗壮有力；竖画较之横画为粗，以为主笔，求其变化；其撇，长者轻，而短者重；其捺必重，显示矫健力度；其钩、踢、挑必顿后回锋迅出。柳体在结字上，也似颜真卿书正面示人，左右较匀衡，但纵长取势，且中密外疏。在整体书风上，柳体如“辕门列兵，森然环卫”（岑宗旦书评）：“书家谓惊鸿避弋，饥鹰下（韦冓），不足喻其鸷急”（王士禛《池北偶谈》）。柳体法度森严，面目又变颜体之肥，而为清劲挺拔，瘦硬通神，在唐晚期以一种新的书体及其劲媚之美引起了人们对柳体的赞赏。（三）中期：斜阳的魅力。七十岁以后的十年中，柳公权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此阶段书碑记载很多，即据《金石录》所载，便有七十岁时书写的《商於新驿记》、《山南西道节度使王起碑》等，七十一岁书有《牛僧孺碑》、《太子太傅刘沔碑》，七十三岁书《普光王寺碑》等近十通。今天仅见《太子太傅刘沔碑》与《魏公先庙碑》、《高元裕碑》等。从以上这些碑中，可以看到柳公权似乎想继《玄秘塔碑》和《神策军碑》淋漓尽致地表露柳体之后，再辟一新的境界。欲以淡拙渗透笔法，以平易渗透结体，以古雅渗透气韵。因此中期那种刀切钢铸般的用笔就有所收，抛筋露骨的结体有所隐，森严峻峭的风棱有所敛。清杨守敬对此悟识尤深，云：“《苻璘碑》、《魏公先庙碑》、《刘沔》、《冯宿》皆敛才就范，终归淡雅。”（《学书迩言》）他甚至认为，“《高元裕》一碑，尤为完美”。虽然《苻璘碑》（六十一岁）、《冯宿碑》（六十岁）都为七十岁前所书，但七十岁以后的变化，其思想之根早已潜伏于彼。不过“柳骨”已经过数十年千锤百炼而成，柳公权也终未能再化出全新的另一番面目来。我们只看到柳书在这一时期冉冉斜阳的一种魅力。（四）晚期：柳书的晚霞八十岁以后的八年中，柳公权进入人生和书艺创作的晚期。他依然让生命与书艺交互滋养：生命在书艺创作中前行，书艺又为生命润色辉映。他至八十七岁仍书有《太子太保魏謩碑》（《宝刻类编》著录）。从其代表作品《复东林碑》可以看到他以生命最后一段晚霞映染在碑的字里行间。那种风采已不是朝阳般的充满蓬勃生机的光辉，也不像灼灼当午的炎日，而是一片灿烂的晚霞；笔锋的利铦转入内部，气韵与自然贴近，通篇之旨趣与大化亲和，是宗匠晚年的心智所悟，老笔所致。柳公权就像一位得道之人向青山深处走去，攀上极顶，又终于消逝在山阿里，将书魂凝刻进书学的峰峦中。2．站在巨人的肩头柳公权成功的桂冠既是由辛勤刻苦的荆棘编成，又是站在巨人的肩头上去摘取的。他善于吸取书艺大家的智慧与成果，变化成自己一家书艺。（一）从锺书、王书中化出。柳公权学锤繇书，《金刚经》中可见一斑，柳玭早已有所指。唐人多学“二王”书，但柳公权学王书能取其神而离其形。王世贞曾云：柳公权“所书《兰亭》帖，去山阴室虽远，大要能师神而离迹者也。”（《书林藻鉴》）而董其昌最为知音，他从柳公权学王书中看到其形与王离，神与王合，悟用笔之古淡，由柳法而趋右军（《书林藻鉴》）。其实从柳公权的行草书札中，可以看到一些作品不仅得王的血脉、风神、韵趣，且字形结体也类王书面目。从王书中汲取书学营养，是柳书生命源泉之一。（二）从欧、褚中化出。柳书从欧阳询、褚遂良书中化出，论者颇多。米芾认为，柳师欧。康有为说：“诚悬则欧之变格者。”康有为还认为，崔浩是瘦硬派，其后褚遂良、柳公权、沈传师均属此派（《广艺舟双揖》）。刘熙载认为柳与欧、褚密切，即如《沂州普照寺碑》系后人集柳书成之，然刚健含婀娜，乃与褚公神似焉（《艺概》）。欧书的筋骨显露，结体谨严，褚书用笔的蹲锋纤劲、流利秀美，给了柳公权有益的启示。（三）从颜书中化出。柳书从颜真卿书中所得最多。苏轼云：“柳少师书本出于颜，而能自出新意。”（《东坡题跋》）朱长文云：柳书，“盖其法出于颜，而加以遒劲丰润，自名一家。”（《续书断》）从具体书作而言，有的说“《玄秘塔》出颜之郭家庙”（刘熙载《艺概》）；有的说鲁公《臧怀恪碑》“最为开张”，“柳谏议学颜即是由此入手”（郭尚先《芳坚馆题跋》）；有的说颜的《李元靖碑》“结体与《家庙》同，道劲郁勃，故是诚悬鼻祖”（王世贞《弇州山人稿》），如此等等。柳学颜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学颜之法度。颜真卿楷书在笔法、结字方面，法度甚备，柳在此基础上损益，使之更加完备。二是学其雄媚之书风，变其雄中有媚为自己的秀中有雄。三是学其人格与书品的结合。颜的高尚人格与颜书的风格二美并具，柳公权亦是书美、人美契合的典型。四是学颜之变法精神。颜在王书的樊篱之外，另拓一恢宏境界，不仅比肩王羲之，而且为盛唐创立属于自己时代的书风，奏响了盛唐之音。柳则又变之，创元和以后的新书体，丰富了大唐之音。当然柳公权所学极广，他不仅向其他书家学习，也向民间书艺（例如北碑）汲取养料，例子很多，不一一列举。特别要指出的是柳公权的成功还在于拥有一个群体，互相切磋砥砺，取长补短。如长于柳公权十岁的沈传师，以及小于公权十三岁的裴休，都被视为与柳公权同一类型的书家：尚“清劲”、“命新体”。柳公权的名碑《玄秘塔》即是裴休撰文，裴休的名碑《圭峰定慧禅师碑》即由柳公权篆额。而裴氏此碑，可见柳书的影响， “细参之，其运笔之操纵，结体之疏密，与诚悬昕合无间”（《语石》）。柳公权之兄柳公绰也精书法，相互影响也在情理之中。柳公权能够化身为巨人，既需一颗慧心，取质、取量、取度，炼形、炼神、炼韵，加以冶铸，又需要不凡的身手，刻苦的磨炼，尤要以自己的性灵和人格去化入。柳公权之所以成为柳公权，也正在于此。柳书流观颜真卿书碑累累，足以建成一座碑林，而柳公权所书碑碣同样可以环立成林。不过，颜体一碑有一碑不同面目，柳体则一碑与一碑有相同面目。如果自其同者观之，那末颜体在异中有其大同，正因为如此，才表现出颜体的总体风貌。反之，自其异者察之，那末柳体在同中又有不同。只不过柳书同多异少，这或许与他专写别人撰写的碑文有关，也与他作则立规、定型示法的心态有关，又与他狭小的生活空间有关。但是柳书也有各种风华、多样美妙。书论命题柳公权的著名书论命题当属“人正笔正”，学书者几乎无人不晓；“颜筋柳骨”之评语，也广为人知。1．“心正笔正”“心正笔正”，是柳公权对唐穆宗的委婉谏言。这句名言可从以下两个方面去理解它的含义。首先是从伦理观去解析人格与书法的关系。儒家重伦理道德，在儒学的文化座标中，书法被视为一种“心学”。刘熙载《艺概》即云：“故书也者，心学也。”这一渊源出自汉代。扬雄《法言·问神》云： “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声画者，君子小人所以动情乎！”扬雄看到“书”与内心世界相沟通，君子可以从“书”这一“心画”中流美，而小人也可以在“心画”中显现其真面目。三国时锺繇在《笔法》中又云：“笔迹者，界也；流美者，人也。”柳公权则又丰富发展了这一思想。他的“心正笔正”说，以新的命题将人格、伦理与书法的关系联通起来，不仅是这一唐代书家巨擘自身的写照，而且成功地进行了一次“笔谏”，收到了某种效果。这使后代文人大感兴趣，赞颂备至。宋代苏轼在诗中曾云：“何当火急传家法，欲见诚悬笔谏时。”（《柳氏二外甥求笔迹》）元代赵岩诗云：“右军曾写《换鹅经》，珠黍仙书骨气清。看到柳公心正处，千年笔谏尚驰名。”（《题唐柳诚悬楷书（度人经）真迹》）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不仅如此，后人又将此说加以阐发光大。明代项穆就曾由“心正笔正”开掘，组成正心一正笔一正书的书学次序，并认为“正心”当“诚意”、“致知”、“格物”。然后通过“笃行”，达到“深造”，书法也就可以出新意、妙意、奇意（见《书法雅言·心相》）。哲学史上有“心学”，宋陆九渊、明王守仁都把“心”看作宇宙万物的本源，提出“圣人之学，心学也，尧舜禹之相授受。”项穆认为书法，也是一种“心学”的历程，其逻辑起点当以“正心”出发，而最终就会达到“自由的王国”。清代刘熙载又说：“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笔性墨情，皆以其人之性情为本。是则理性情者，书之首务。” （《艺概》）这些都与“心正笔正”有血肉联系。“心正笔正”强调书家的品格修养，后世多以人品高下作评书的标准之一。苏轼说过：“柳少师其言心正则笔正者，非独讽谏，理固然也。世之小人书字虽工，而其神情终有睢盱侧媚之态，不知人情随想而见，如韩子所谓窃斧者乎？抑真尔也。然至使人见其书犹憎之，则其人可知矣。”（《东坡题跋》）因此书史上宋代权奸蔡京被排斥在书家之外，因其人品卑劣。从创作的角度看，此一命题正是深刻揭示了书法与书家内心世界的复杂微妙的关系，也是书家人格在书法中的外化和表现。由此也可观照书家的心态，进而对其作品作出恰当的评价。其次是从书艺技法本身去解析。清梁同书《频罗庵论书·复孔谷园论书》云：“心正笔正，前人多以道学借谏为解，独弟以为不然，只要用极软羊毫落纸，不怕不正，不怕不著意把持，浮浅恍惚之患，自然静矣。”其实不仅梁同书，早在宋代，姜夔在《续书谱》“用笔”一节中说：“心正则笔正”与“意在笔前，字居心后”，皆名言也。清周星莲在《临池管见》中曾云：柳公权曰，“心正则笔正”。笔正则锋易正，中锋即是正锋。他又说：“古人谓心正则气定，气定则腕活，腕活则笔端，笔端则墨注，墨注则神凝，神凝则象滋，无意而皆意，不法而皆法。此正是先天一著工夫，省却多少言思拟议，所谓一了百了也。”这些都是从技法上生发出去，加以评述，不无道理。但其重要性不及“人品”说。2．“颜筋柳骨”面面观前人评颜真卿的字多“筋”，柳公权的字多“骨”，故有“颜筋柳骨”之说。宋范仲淹诔石曼卿文云：“延年之笔，颜筋柳骨。”“骨”是指字刚猛有力，气势雄强。晋卫夫人《笔阵图》云：“善力者多骨，不善力者多肉；多骨微肉者谓之筋书，多肉微骨者谓之墨猪。”书学史上多有论“骨” 者。以“点如坠石”举隅，那是说一个点要凝聚过去的运动的力量，这种力量是艺术家内心的表现，但并非剑拔弩张，而是既有力，又秀气，这就叫做“骨”。现代美学家宗白华云：骨，就是笔墨落纸有力、突出，从内部发挥一种力量，虽不讲透视却可以有立体感，对我们产生一种感动力量《美学与意境》。“筋”有多义，或指笔锋，或指执笔悬腕作书时，筋脉相连有势而言。筋也与肉联，称为“筋肉”。颜、柳并称，比较两人显著特点是：颜书筋肉较多，但也并非无骨，颜真卿书也重骨力；柳书露骨较著，但也并非无肉，仅是趋于瘦削而已，而柳公权特重骨法。“柳骨”一词尚可理解为：（一）骨力。柳公权最醉心于骨力之体现，精心于中锋逆势运行，细心于护头藏尾，汲汲于将神力贯注线条之中。他增加腕力，端正笔锋，如“锥画沙”，如“印印泥”，其笔势鸷急，出于啄磔之中，又在竖笔紧之内；在挑踢处、撇捺处，常迅出锋铦；在转折处、换笔处，大都以方笔回答者：网友专家 Tanworld - 同进士出身 六级 6-16 07:47提问者对于答案的评价：谢谢评价已经被关闭 目前有 0 个人评价好50% （0） 不好50% （0）对最佳答案的评论太多!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多了!要知道,浓缩才是精华,请精简一点吧!评论者： 夕阳下的龙隼 - 试用期 一级很详细的答案.仿佛上了一堂书法艺术课.评论者： bdwt01 - 试用期 一级其他回答共 2 条王羲之（约321-379），字逸少，东晋琅琊临沂人。他的家族是晋代屈指可数的豪门大士族。他的祖父王正为尚书郎。他的父亲王旷为淮南太守，曾倡议晋室渡江，於江左称制，建立东晋王朝。王羲之的伯父王导更是名闻於世，是东晋的丞相。而他的另一位伯父王敦是东晋的军事统帅。琅琊王氏在东晋可谓权倾一时，炽盛隆贵。回答者：冉韵派 - 试用期 一级 6-15 20:311、颜真卿颜真卿，709年生，785年逝世，京兆万年（今陕西）人。字清臣，曾任平原太守，世称“颜平原”官至吏部尚书，太子太师，封鲁郡公，人们又称之为“颜鲁公”。他的书法初学禇遂良，后又得笔法于张旭，彻底摆脱了初唐的风范，创造了新的时代书风。颜真卿的真书雄秀端庄，结字由初唐的瘦长变为方形，方中见圆，具有向心力。用笔浑厚强劲，善用中锋笔法，饶有筋骨，亦有锋芒，一般横画略细，竖画、点、撇与捺略粗。这一书风，大气磅礴，多力筋骨，具有盛唐的气象。他的行草书，遒劲有力、真情流露，结构沉着，点画飞扬，在王派之后为行草书开一生面。传世颜真卿的作品比较多，著名的墨迹，楷书有《竹山堂联句诗帖》、《告身帖》；行草书有《祭侄文稿》、《刘中使帖》、《湖州帖》等。其中除《祭侄文稿》为公认的真迹外，其余的作品真伪尚有不同的意见。但都是流传有绪的墨迹。颜真卿一生书写的碑刻极多，流传至今的有《多宝塔碑》，结构端庄精密，秀美多姿；《东方朔画赞碑》，风格清远雄浑；《勤礼碑》，雄迈清整。另外，还有《麻姑仙坛记》、《大唐中兴颂》、《元结碑》等。他的书法刻帖也很多，历代汇集的中帖一般都会有他的作品，单帖有《争座位帖》《奉使帖》等。《祭侄季明文稿》，行草墨迹，纵28.2厘米，横72.3厘米，25行，共230字。此帖本是稿本，原不是作为书法作品来写的，但正因为无意作书，反成为颜氏不可多得的佳作。他用笔苍率，不着意而有自然生动之妙。所以此帖神彩飞动，姿态横出，笔势雄伟，超神入圣，誉为颜书行草第一。元鲜于枢曾评此帖为“天下第二行书”。原迹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2、王羲之王羲之（303－361），字逸少，号澹斋，祖籍琅邪监沂（今山东临沂），后迁会稽，晚年隐居剡县金庭。擅书法，世称“书圣”。王历任秘书郞、宁远将军、江州刺史。后为会稽内史，领右将军，人称“王右军”。永和十一年（355年）三月称病弃官，携子操之由会稽蕺山徙居金庭。建书楼，植桑果，教子弟，赋诗文，作书画，以放鹅弋钓为娱。且与许询、支遁诸名士，遍游剡地山水。自王定居金庭后，书法兴起。其后裔多擅书画，作品挂满厅堂、书房，人称“华院画堂”。后人定村名为“华堂”，沿称至今。王羲之遗迹遍及全县各地。嵊西独秀山为王羲之读书处，山上观音殿悬有“右军旧游地”匾额；山麓建桃源乡乡主庙，奉王右军为乡主。嵊北嶀山的羲之坪、嵊东的清隐寺、嵊新交界的王罕岭等，均为王游憩之地，至今尚有遗迹可寻。东晋升平五年（361年），王卒葬于金庭瀑布山（又称紫藤山），其五世孙衡舍宅为金庭观，遗址犹存。梁大同年间（535－546年），嗣孙建右军祠于墓前，并于观旁建书楼、墨池，唐裴通撰有《金庭观晋右军书楼墨池记》。隋大业七年（611年），其七世孙智永和尚嘱徒尚杲（吴兴永欣寺少门），专诚赴金庭祭扫，并撰有《瀑布山展墓记》，立碑墓前。明永乐年间，张推官树碑墓右。弘治十五年（1502年），重建“晋王右军墓”石碑，今尚存。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冬，王氏嗣孙秀清于金庭观左建“晋王右军墓道”牌坊，现尚完好。3、柳公权柳公权，唐代宗大历十三年（公元778年）——唐懿宗咸通六年（公元865年，终年88岁。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宫至太子少师，故世称“柳少师”。他初学王羲之并精研欧阳询、颜真卿笔法，然后自成一家。所写楷书，体势劲媚，骨力道健。较之颜体，柳字则稍清瘦，故有「颜筋柳骨」之称。穆宗尝问柳公权用笔之法，公权答云：「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穆公为之改容，如其笔谏也。宋朱长文《墨池编》中说：“公权正书及行楷，皆妙品之最，草不夫能。其法出于颜，而加以遒劲丰润，自名家。”他初学王羲之笔法，以后遍阅近代书法，于是极力变右军法，学习颜真卿，又溶汇自己新意，使他的字避免了横细竖粗的态势，而取匀衡瘦硬，追魏碑斩钉截铁势，点画爽利挺秀，骨力遒劲，结体严紧，后世学书者不少以柳字为楷模。他二十九岁进士及第，在地方担任一个低级官吏，后来偶然被唐穆宗看见他的笔迹，一时机为书法圣品，就被朝廷召到长安，那时，柳公权已四十多岁。他的为人既有骨气有一丝不苟，同样地，他的字也显露了他这部分的特质。也因为如此，提高了他在长安的声望与地位，一般王公贵族都不惜钜金争相请他。晚唐书法经历盛中唐之后，盛极而衰，柳公权虽号一时中兴，但与颜书相比，仍略有高下之分。唐代书法隆盛一时，至此已见式微。柳公权的楷书参有欧阳询的笔法，往往将部分笔画紧密穿插，使宽绰处特别开阔，笔画细劲，棱角峻厉，虽用笔出自颜真卿，而与颜真卿的浑厚宽博不同，特别显得英气逼人。柳公权享年八十岁，一共臣事七位皇帝，最后以太子少师死于任上。他的传世书迹很多，影响较为突出的有《玄秘塔》、《神策军碑》、《金刚经》等。4、欧阳询欧阳询，字信本，唐代潭州临湘（今湖南长沙）人。生于南朝陈武帝永定元年（公元557年），殁于太宗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终年85岁。官至太子率更（lv jing）令，所以后世亦称其为"信本"或"率更"。《旧唐书欧阳询传》载："询初学王羲之，后更渐受其体，笔力险劲，为一时之绝，人得其牍文学，咸以为楷范焉。高丽甚重其书，常遣使求之……"。历代书论对欧阳询的书风评价是以险峻遒劲见长。生平所写的碑志，拒郑樵《金石略》记载，有22种。现在传世楷书之作主要有《姚辩墓志》、《九成宫醴泉铭》、《化度寺邕禅师舍利塔铭》、《虞恭公温彦博碑》及《皇甫诞碑》等，欧阳询的楷书碑刻，都被誉为唐人楷法之首，由于他的用笔，结体都具有严谨的法度，向来被初学者作为楷之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