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模式是什么

斯大林模式是什么

“斯大林模式”是苏联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形成的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它成为二战后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效仿的对象。“斯大林模式”是我国史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相关的论文、专著不断问世。同时，该问题也是中学历史教学中的重点和难点。有鉴于此，本文将对近年来国内史学界对“斯大林模式”研究中与中学历史教学相关的内容做一简要概述，以供教学参考。　　一、“斯大林模式”的含义　　1.体制说。我国学者普遍认为，“斯大林模式”是特定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特定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叶书宗认为，所谓“斯大林模式”是指苏联在斯大林领导下，按照斯大林的规划所确定下来的国家政治经济体制。”（注：叶书宗：《苏联的革命和建设》，上海社科联，1996年版，第210页。）　　2.理论体系说。胡逢吉认为该模式主要是一种理论体系，他指出，“斯大林模式”是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理论简称。（注：王福春：《国内外‘斯大林模式’研究述评》，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93年第4期。）　　3.政策实践说。韩狄明认为“斯大林模式”主要是一种政策实践，其重点“一是发展重工业，二是限制和消灭商品经济。”（注：王福春：《国内外‘斯大林模式’研究述评》，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93年第4期。）　　4.“社会主义模式”说。孙振远认为“斯大林模式”是一种不成熟的或不完善的社会主义模式，它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处于帝国主义包围的这样一种国际环境中，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的这样一种国度里，无社会主义建设先例的条件下形成的。（注：孙振远：《斯大林模式的弊病与赫鲁晓夫的改革》，载《世界历史》，1988年第4期。）　　二、“斯大林模式”的形成时间　　1.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陈之骅认为是在20年代末30年代中期逐步形成的并在40年代至50年代初期进一步固定化的。（注：陈之骅：《改革传统模式是历史的必然》，载《世界历史》，1988年第4期。）　　2.1936年宪法的制定。当前最权威的昊于廑、齐世荣主编的《世界史》把1936年誉滑宪法的制定作为“斯大林模式”形成的标志，指出：“苏联宪法的制定，宣告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成，也标志着斯大林创建的经济政治体制的形成。”（注：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现代史》（上卷），1994年版，第203页。）　　三、“斯大林模式”形成的原因　　“斯大林模式”形成的原因是“斯大林模式”研究的重点，史学界一般将其分为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两大类。　　（一）客观因素　　1.俄国专制主义历史传统。林治华考察了自基辅公国建立至斯大林时期专制制度的发展历程，指出：在俄国，中央集权制的封建专制主义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专制君主沙皇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虽然十月革命推翻了这种封建专制政权，但是这种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根深蒂固，它的影响既广泛又深远。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不可能因为社会制度转入了社会主义而自动消失，它还在继续影响进入了社会主义的人们。至斯大林时期，苏联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已发展到了顶峰。（注：林治华：《苏联中央集权制银凳的历史考察》，载《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89年第1期。）姜长斌认为，斯大林经济体制的产生，和他的政治体制一样，首先都是俄国历史传统和社会条件的产物。俄国地跨欧亚两大陆，它的经济发展战略必然要承受两个大陆经济发庆搏腊展方式的巨大压力，特别是在欧洲进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之后，俄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很自然的就会表现为落后的亚洲式经济基础对先进的欧洲经济发展成果的应战。在近代史上，著名的彼得大帝改革确立的经济发展战略对斯大林影响深远。斯大林曾经设想，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克服彼得一世发展战略的局限性，因而毫不犹豫地踏上了历史的旧路。在政治方面，姜长斌认为，俄国从14世纪莫斯科公国崛起以后，历来就是政治体制高度集中的社会。俄国式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主要借助于两大传统手段：(1)不断地、随时随地地剪除一切反对派，不论是直接的或是间接的，现实的或是可能的“异己”；(2)暴力手段高于一切其他手段，如辩论的或说服的手段。斯大林继承了这个传统。（注：姜长斌：《论十月革命的道路和斯大林模式若干问题》，载《史学理论》，1988年第3期。）　　2.落后的经济文化。沙皇俄国不仅具有专制主义历史传统，还是一个经济文化都非常落后的国家，小农经济占优势，十月革命前农业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82%，十年后还占80%。20年代末期，工业仅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45%，是一个典型的落后农业国。经济落后，必然带来文化落后，而“经济文化落后是中央集权产生和发展的基础”。（注：林治华：《苏联中央集权制的历史考察》，载《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89年第1期。）姜长斌也认为，斯大林政治体制的产生，是受俄国文化传统制约并有社会思想基础的。俄国社会没有经历过欧洲文艺复兴那样的文化和思想发展运动，人的自我价值观念和人对自我的无限信心，从来没有达到西欧的开明水平，政治文化方面的民主精神和传统几乎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俄国百姓一贯的传统是，把摆脱社会苦难的希望寄托于“明君”、“好沙皇”身上，对世俗统治者的敬畏和对神明的蒙昧皈依仍然紧紧地结合在一起。（注：姜长斌：《论十月革命的道路和斯大林模式若干问题》，载《史学理论》，1988年第3期。）正是这种落后的思想成为个人崇拜产生的温床。　　3.国内阶级斗争。毕克、周必文指出：“长期的党内斗争是斯大林时期苏联高度集中政治体制形成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注：毕克、周必文：《略谈斯大林时期的苏联体制》，载《社会主义研究》（华中师院），1985年第1期。）在20年代至30年代初期，苏联党内斗争接连不断，有时十分激烈。列宁在世时，由于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且对不同意见者很少采取组织手段，党内民主生活是比较正常的。但在斯大林时期，往往通过组织力量争取多数，对持不同意见者动辄采用高压手段，甚至混淆敌我矛盾和内部矛盾。斯大林逐渐把权力集中于中央的最高领导机构，决策大权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吴仁彰也认为，到列宁逝世后联共（布）党内激烈的斗争是这种高度集权模式形成的原因之一。（注：吴仁彰：《改革苏联模式的历史潮流》，载《世界历史》，1988年第4期。）　　4.国际环境的影响。一般认为苏联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诞生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中，被西方称为“红色的孤岛”。为了应付可能爆发的战争，苏联必须以最快速度把一些具有国防意义的工业搞上去，加之国内经济文化落后，苏联只能通过高度集中，调动有限的资金、资源，发展最急需的工业部门。林治华则从更深远的角度阐释国际环境对苏联的影响，他指出，俄国早期历史上的中央集权制的发展受到拜占廷的强烈影响，从俄国统一国家形成时起，莫斯科沿袭了拜占廷的专制统治制度，这种制度又同东方蒙古的专制形式结合在一起而长期存在。苏维埃政权诞生后不久，就遭到十四个帝国主义国家的联合进攻，在这种情况下，俄共（布）被迫采取高度集中的强制政策，这一政策保证了苏俄赢得了国内战争的胜利，同时它又不可避免地暂时偏离了民主的方向。然而这一高度中央集权的体制却被斯大林长期固定下来。二战更强化了这种体制，党和国家的一切都由斯大林决定。（注：林治华：《苏联中央集权制的历史考察》，载《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89年第1期。）因此，“斯大林模式”是国际环境长期影响的必然结果。但是对于为应付可能发生的战争而实行高度集权这一传统观点，苏联已有人提出不同意见，认为，把放弃列宁的“经济核算社会主义”政策同法西斯主义上台和30年代尖锐呈现的新战争威胁联系在一起，这种观点是不对的，因为开始放弃新经济政策是1927～1928年的事。姜长斌基本同意这种观点。（注：姜长斌：《论十月革命的道路和斯大林模式若干问题》，载《史学理论》，1988年第3期。）　　（二）主观因素　　1.斯大林个人因素。长期以来，学者们在分析“斯大林模式”产生的原因时，常常强调斯大林个人因素的作用。如沈学善认为，斯大林的粗暴专横、权力欲极强的品格，使他固执己见，讳疾忌医。当他感到自己的错误威胁其地位、威望时，他往往采取高压手段清除对手，压制不同意见，并伴之个人崇拜，以维护其权力。（注：沈学善：《对斯大林个人崇拜问题的历史反思》，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1988年第3期。）　　2.错误的理论指导。姜长斌则认为，把“斯大林模式”仅仅归因于个人品质，显然是不够的，实际上，支持“斯大林模式”的，是一整套的思想理论体系，即他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和文化思想。（注：姜长斌：《论十月革命的道路和斯大林模式若干问题》，载《史学理论》，1988年第3期。）毕克、周必文也强调理论上的严重失误造成的恶果。斯大林在国家问题上曾强调，“阶级的消灭，不是通过阶级斗争消灭的道路，而是经过阶级斗争加强的道路达到的”，“只有最大限度的加强国家政权，才能彻底铲除垂死阶级的残余”。（注：毕克、周必文：《略谈斯大林时期的苏联体制》，载《社会主义研究》（华中师院），1985年第1期。）陈之骅指出，在20至30年代的苏联，大多数理论家还未摆脱传统教条主义束缚，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一个没有商品货币关系和实行产品直接分配的社会。（注：陈之骅：《改革传统模式是历史的必然》，载《世界历史》，1988年第4期。）在这些错误理论的指导下，斯大林和苏共中央因而无限制地强化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　　四、“斯大林模式”的特征　　我国大多数学者认为，“斯大林模式”最明显的特征是高度集中或高度集权，并且体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体制上。　　1.政治体制特征。贾文华等人认为，“斯大林模式”的政治特征是：高度集中的以党代政领导体制；以人治代替法治，有法不依，长官意志盛行，民主法制遭到破坏；自上而下的干部委任制和终身制；党和国家缺乏有效的人民监督体制。（注：贾文华等著：《苏联改革》，河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26～36页。）张伟垣等认为，政治体制的主要特征是：党政职权不分，以党代政；权利过分集中于个人，总书记专权；联邦制国家结构的高度中央集权化；践踏法制，漠视民主制度；干部委任制盛行。（注：张伟垣、曹长盛、杨阴滋主编：《苏联兴亡和社会主义前景》，新华出版社，第31页。）　　2.经济体制特征。贾文华等认为，经济体制的特征是：所有制形式过于整齐划一；高度集中的部门管理体制；片面强调指令性计划经济，忽视价值规律，排斥市场机制；以行政手段为主管理经济，政治斗争时常干预经济生活；优先发展重工业。（注：贾文华等著：《苏联改革》，河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26～36页。）张伟垣等人认为，斯大林时期经济体制的特点是：国家和企业经济活动的决策，都由国家主管经济的机关集中掌握，生产指标由国家下达，物资、技术和装备由国家统一调拨，产品由国家统一销售，价格由国家统一规定，企业除了有一定的利润留成以外，对生产、分配、流通等方面没有任何自主权、决策权。（注：张伟垣、曹长盛、杨阴滋主编：《苏联兴亡和社会主义前景》，新华出版社，第95页。）　　3.文化体制特征。姜长斌认为，“斯大林模式”在文化上的特征是绝对的统一意志和大规模的情报封锁。（注：姜长斌：《论十月革命的道路和斯大林模式若干问题》，载《史学理论》，1988年第3期。）　　五、“斯大林模式”的历史功过　　1.功大于过。卢之超认为，斯大林时期形成的政治经济体制是有很大弊病的，但是不管怎么说，那种体制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是适用的，也不能说没有调动劳动群众的积极性。实践证明它对生产力的发展起了巨大的积极作用。（注：卢之超：《对斯大林问题的一些看法》，载《世界历史》，1993年第4期。）陈之骅认为，该模式的主要历史功绩在于它使社会主义第一次从理论变为现实，并且敢于和强大的资本主义世界相抗衡。（注：陈之骅：《改革传统模式是历史的必然》，载《世界历史》，1988年第4期。）张伟垣等指出，评价经济建设模式同评价任何问题一样，应该首先确定一个评价的客观标准。这个客观标准应该是：是否符合国情和世情，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国家综合国力的提高，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者认为，以此客观标准去衡量斯大林时代形成的斯大林经济建设模式，它的历史功绩是抹杀不了的。它强有力地利用党和政府的权力和影响，在当时的条件下有效地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经济建设，从而保证了苏联能在短短的十多年的时间里建立起社会主义的比较强大的物质基础，使一个原来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国家成为社会主义强国，工业生产一跃而居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进而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注：张伟垣、曹长盛、杨阴滋主编：《苏联兴亡和社会主义前景》，新华出版社，第102页。）　　2.过大于功。姜长斌认为，“斯大林模式”不是，也根本不可能、不应当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它只是人们走向正确所必须经过的谬误，是走向正确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注：姜长斌：《论十月革命的道路和斯大林模式若干问题》，载《史学理论》，198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