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背一公斤的发展历史

多背一公斤的发展历史

在风光秀美的云南元阳多依树村，100多户人家的孩子，能上初中的女孩只有2人。孩子除了课本，没有其他儿童读物，不少学生甚至连最简单的橡皮、卷笔刀都没有。大多数游客见到这样的情景也许会感慨一番，一些有爱心的旅游者也许会留下一些财物送给当地的小朋友，但一名去那里旅游的叫安猪的网友却想到了更多：“能不能利用数量庞大的旅游者的力量去帮助这些贫困落后地区的小朋友？”

于是，在2004年的4月，安猪在网上提出了一个叫做“多背一公斤”的计划。最初的思路很简单，鼓励每位旅游者在出游时背上一点书籍或者文具，带给沿途的贫困学校和孩子。为了让这一切更有效，安猪建立了“多背一公斤”的网站，在网站上收集和提供学校的信息和需求，作为旅游者出行前的参考。

“一公斤很轻，但如果有成千上万这样的一公斤，它的价肆行敬值就不可估量。”就是这个朴素的理念，立即得到了旅游爱好者的广泛认同，仅仅依靠口口相传，在最初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广州、上海、北京的旅行者已经自行组织了20多次活动，参与人数超过200人，活动遍及湖南、广西、贵州、云南等地，捐助文具超过10000份，书籍超过3000本。 面对取得的成绩，安猪的心是雀跃的，但他的行为也同时被人质疑：“对旅游者来说，每次山长水远地背一点点东西过去，意义到底有多大？”“对山区来说，每次这一点点的物资，又有什么用？要缺物资的话还不如直接从邮局邮寄呢，量又大，又省时间。”

这些质疑的声音让安猪迷惑了。于是，他于2004年8月再次到贵州和广西进行调研和实践。通过和当地老师和志愿者的交流，安猪肯定了自己这个“人人多背一公斤”的行动。但在一次喝酒时，贵州白碧小学文老师无意中说：“物质的匮乏还是可以克服的，但真正的问题是观念和信息的落后。”一语惊醒梦中人，安猪为自己的无知和短视感到惭愧。他意识到，“多背一公斤”的意义不能仅仅停留在物质层面，旅行者更应该“背”去信息和观念，在和孩子们面对面的交流中，更多地开拓孩子们的视野，让他们了解外面的世界。

之后，安猪对“多背一公斤”行动指南做了部分修改。他建议，旅行者最好自备信纸、写有回信地址和贴上邮票的信封，见面时交给孩子，让彼此保持长期通信联系；下载并打印若干梦想卡片，鼓励孩子们写下自己的梦想；把旅途见闻、照片、梦想卡片等发到网站，以便捐助者之间交流经验……

“我们不强调可怜和同情，如果说最初的‘多背一公斤’只是提倡扶贫，那么现在的‘多背一公斤’更注重的是平等的精神上的交流。”安猪反复强调这一点。

这种平等交流的快乐也成为了“多背一公斤”成员的共识。“其实这个旅游方式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充满了人情味。我送了一些小礼物，而孩子们回馈给我们更多，有灿烂的笑容，不断的进步……与其说是我们帮助了这些孩子，不如说是这些孩子给了我们启示、触动和快乐，这多背的‘一公斤’其实是送给了自己。”广州的网友Ansel从云南回来后，这样总结自己的感受。

目前，在安猪的领导下，“多背一公斤”活动和网站全部由志愿者在业余时间开展和维护，对比他们获得的影响力，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但安猪对此仍不满意，他一直在尝试与商业力量合作，他认为：“在今天，企业应该能做更多的事，而不仅仅是开一张支票。我相信，只有当社会的各种力量都在为一个共同的更美好的明天而奋斗时，这个世界才会变得有希望。”“一公斤很轻，但如果有成千上万这样的一公斤，它的价值就不可估量。” 10月12日晚8时，安猪抵达成都，他多次来到这个充满温情的城市，“温情”是安猪的用词，他说，成都怡人的环境总是能给他焦虑慌张的心一丝安慰。照列，在一架烧烤摊面前安个座位，然后坐下来，带汪看着大姐摇着扇子，白烟缓缓在夜空中升起来，安猪忽然莫名地感动起来：“多么熟悉的成都生活！”

“下午还是北京郊外阳光下斑驳的树影下，晚上就已经坐在成都的街头。”从5月到9月，五个月紧张感现在终于可以有所懈怠。面对震后救援繁杂的工作，他们还必须承受生活的煎熬，整整三个月没有发一分工资。所有的全职人员，只能顿顿吃方便面。这些年轻人，带着一腔热血投入到公益当中，艰难的处境将他们的勇气点点剥落。作为管理者，安猪焦虑却又无可奈何，那段时间，由于申请的基金迟迟未能到帐，他们失去了唯一的支柱。

这是所有中国民间公益组织的常态，作为最底层的执行者，他们往往缺乏持续的资金支持，向基金组织申请是唯一的正途。徘徊在政策夹缝的民间公益组织，依然默裂慎默地做事，等待着政策的眷顾。 安猪和他的“多背一公斤”组织一等就是四年，四年中，有无数的民间公益组织倒下，一些生存下来民间组织不得不寻求突变。安猪将“多背一公斤”带向公司化，注册一个合法的公司，经营盈利项目，然后再来操作公益性质的“多背一公斤”。这样的转变既解决了合法化问题，又解决了可持续的资金问题。目前状况下，不改变只有死路一条，“如果你无法活过今天，那么未来是什么样子对你一点意义都没有。”安猪说。

转变的收获就是让安猪走得更顺当了一些，却依然困难重重，安猪说，虽然困难，但至少看到了一些微弱的希望。此行成都，他要去看看灾区人民的生活情况以及他们所建的板房图书室。另外他还需要面试几个全职的图书室管理员，这既是他公司化的转变，也是“多背一公斤”对灾区援助可持续的一步重要的步伐。

2004年，“多背一公斤”首先以公益旅游作为切入点，向大众倡导一种快乐、简单易行的公益行动，它鼓励每个人在出行时背上学校需要的少量物资，在旅途中拜访学校，同时与乡村学生进行交流互动，传播知识，分享快乐。“多背一公斤”主张一种平等交流、快乐行动的价值观，它相信每一个乡村孩子都是快乐和有天赋的，公益行动是一种相互的分享和交流而非单方面的同情和给予，这颠覆了“同情、可怜、给予、救助”等等传统的慈善观念。因其人性化的理念，“多背一公斤”受到了参与者的欢迎，并得到了广泛传播。一位参与者这样说道：“其实这种旅游方式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充满了人情味。我送了一些小礼物，而孩子们回馈给我们很多，有灿烂的笑容和不断的进步，常常在不知不觉中给我很多的启示和触动。所以我觉得与其说是我们帮助了这些孩子，不如说是这些孩子给了我们快乐，这多背的‘一公斤’其实是送给了自己。”

随着对乡村教育需求了解的深入，“多背一公斤”也开始尝试更多的社会创新，为乡村教育设计大规模的解决方案。2007年，“多背一公斤”提出了双子书项目，以图书为媒介，让乡村儿童在获得全新的优质图书的同时建立与城市儿童的联系，增进了解，共同成长。截至2008年4月，该项目已经为乡村学生送出了接近两千本全新的图书。经过四年的发展，“多背一公斤”已经成为一个用户协作参与的公益平台。网站上的所有信息均来自用户，由用户收集、上传并维护；所有公益活动也由用户自发组织和参与。“多背一公斤”网站则致力于为用户的公益行动提供全方位的平台支持。我们期望，通过这种大众协作的公益参与方式，“多背一公斤”在2012年底前可为中国5000所以上的乡村学校提供图书、电脑、互联网、教育及师资等方面的系统服务。

在运作上，“多背一公斤”以极低的成本实现了公益活动的良性循环。“多背一公斤”的参与者在网站自发组织活动，探访学校，并在旅途结束后继续关注和服务学校；他们还在沿途收集新的学校信息，扩大“多背一公斤”的学校服务范围。单是2007年，“多背一公斤”的参与者就进行了超过130次公益旅游活动，并发掘了98所新的服务学校。目前，多背一公斤的服务学校超过300所，遍及中国西南及其他各省份的著名乡村旅游点。

为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多背一公斤”建立了全职团队，并根据中国目前的政策和法律现实将组织以公司的形式完成了合法注册。“多背一公斤”将自身定位成社会企业，即：不以赢利为目的，通过商业化的运作手段实现大规模的社会改善。“多背一公斤”的榜样是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孟加拉乡村银行：一个以商业银行形式运作的组织，帮助千百万孟加拉妇女脱离了贫困，并把自己的模式复制到了全世界。 “多背一公斤”在各界爱心人士的不断收集，收录了全国有近千所贫困学校的讯息。在完善每所贫困学校的讯息时，同时也在传播贫困学校信息，希望得到更多的人来关注和帮助这些贫困学校。

公益不仅是国家、企业的专利，也是我们普通人的权利与责任。随着媒体的镜头聚焦在致力于公益活动的爱心人物，大家也越来越关注身边默默做着公益爱心行动的普通人。2012年，由新浪微博平台上的公益助学微群(微公益*爱心助学)发起的“寻找助学微民星”活动，获得了新浪微群平台的认可及主动推广扩散，在网友们的热心举荐与关注之下，7月15日三位草根“助学微民星”被推举出来。他们分别是90后传承大爱的王春晖、博爱干妈王志航以及坚持助学的田成志。

90后的王春晖，是来自中国地质大学的一名普通大学生。才上大一的他，已然成为支教社团的领队。他曾受到过加多宝的资助，如今想通过支教这种公益方式，将大爱传承下去。而且目前王春晖对于公益的传承，也不是一个人的战斗，已是中国地质大学支教社团领队的他在传承公益大爱的同时，也成功地把个人的公益坚持，变成群体的坚守。博爱干妈王志航，北漂助学人田成志他们虽然并不富有，但是他们都将自己热衷于公益的心化为实际行动帮助山区的孩子们。

他们的行为告诉我们，公益只要我们想，我们就能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