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日据时期的政治经济

台湾日据时期的政治经济

总的来说，台湾日治时期的经济是种相当典型的殖民地经济模式，即以台湾自然资源与人力，来培植宗主统治国的整体发展。此种模式於儿玉源太郎的总督任内打下基础，并於1943年太平洋战争中达到最高点。若以年代区分，1900年－1920年间，台湾的经济主轴於台湾糖业，1920年－1930年为以蓬莱米为主的粮食外销。综括这两阶段，总督府的策略约略是以「工业日本、农业台湾」为最高指导方针。至於1930年之後，则因战争需要，总督饥型府对於台湾的经济重心则转为工业化。。虽说各阶段的主要不同，但台湾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自然著重在提高农产品或後期工业用品的生产量，以达到供输日本国内的需求。而这种「为已开发的经济地区提供原料和廉价的劳工」的经济现象，则为标准的边陲经济模式。而此种兼顾发展台湾岛内民生经济与日本宗主国供需的日式资本主义，在所有日本殖民地当中，就以台湾最为成功。虽然日人统治者於治理台湾时，难脱「经济台湾，壮大本土」和南进战略的基本心态，但与治理香港、朝鲜等等其他次殖民地心态不同，某程度上，日本政府是把经营台湾的成就视做帝国主义宣传品与教化成同类的心态来经营（早熟帝国主义的帝国主义实烂禅猜践）；这情形尤其在中期同化阶段最为明显。加上袭渣这阶段的大正民主与军国主义未主导日本政治情形情况下，在1922－1937年间，台湾社会肇始不少改善人民生活的新制度、新知识、新观念与新价值。而这种蓬勃的日治黄金时期在的台湾博览会达到顶峰。其中铁路路线扩建、米糖产量增加、邮政电信的普及等等成果也导致台湾社会人口增加、教育普及和放足的彻底实施、现代卫生环境建立与守时守法观念养成等重大民生改革。除此，经济的长足进步带来的社会安定与对总督府的支持，也促进台湾政治的开明，进而举行了台湾首次选举。但是，日本总督府也颁布了许多与各项产业发展相关的法令及限制，涵盖了矿业、糖业及樟脑业。这些规定的颁布造成了一些民众的权益损失，并且或多或少地限制了台湾民众对这些产业的投资，使得一部分民众感到不满。例如1912年发生的林杞埔事件，就是由於日本当局强制徵收林杞（今南投县竹山镇）一带的公有林地，并转交给日本企业「三菱造纸所」所引起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