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甘地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非暴力不合作运动（1920年9月～1922年2月）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印度掀起民族解放运动高潮。为了巩固殖民统治，英国一方面准备宪政改革，安抚和拉拢印度上层阶级，另一方面颁布罗拉特法（1919年2月），加强镇压。1919年4月13日，发生阿姆利则惨案，反英斗争迅速高涨。1920年9月，甘地提出非暴力不合作计划。辩伍甘地宣称，斗争的目的是达到自治，“如有可能就实行帝国内部的自治，如有必要就实行脱离帝国的自治”。在甘地号召下，人民举行罢工、罢课、罢市、集会游行，汇成一股反英洪流。1922年2月5日，联合省（今北方邦）戈勒克布尔县乔里乔拉村农民2000人将22名警察连同警察局一起，付之一炬。运动超出非暴力斗争范围，甘地闻后急忙制止。2月12日，国大党通过巴多利决议，谴责群众“越轨”行为，决定无限期地停止非暴力不合作运动。3月10日，甘地入狱，运动遭到残酷镇压。　　在世界民族解放斗争史上，印度甘地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具有重要的地位，而对“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准确、全面理解，有助于提高我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理解历史的能力。我们可以从斗争性、策略性和软弱性三个方面来理解“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第一：斗争性、革命性。从历史背景上看，由于受到英国长期的殖民压榨、剥削，印度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受到种种的压制，民族资本主义和英国殖民统治者之间，印度民族和宗主国英国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从西方殖民者踏上印度这块具有悠久文明底蕴的美丽土地起，印度人民就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领导着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国大党及其领袖甘地代表着印度民族资产阶级利益，虽然印度的民族资产阶级比较弱小，但它所处的地位必然决定了这场运动的强烈的革命性和斗争性。我们在认识这场运动时应该首先看到这一点，革命性和斗争性是第一位的，在当时具有积极意义。　　第二：策略性、现实性。首先表现在斗争的手段是“非暴力”，面对强大的敌人，甘地提出的惟一斗争武器就是坚持真理与非暴力。用甘地的话说，真理是神，非暴力则是追求真理、即认识神的手段，甘地认为这是强者的武器。这种抽象而富有神秘色彩的学说看起来令人费解，但它却槐灶并包含着重要的政治内容，具有较大的实用价值。因为在印度这样一个种族混杂、宗教信仰多样、种姓隔离和英国实行分而治之政策的殖民地国家，“真理是神”实际上是把印度各种各样的宗教信仰“众神归一”，把宗教的神与现实中的理想揉和在一起，用人民大众熟悉、了解的语言和形式，唤起人们在真理的旗帜下不分种族、宗教、教派、种姓团结起来。这无疑是印度资产阶级借以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吸引群众参加反英斗争的有效武器。同时因为它提倡非暴力，不仅适应了英国殖民统治下人民被剥夺了武装的权利，一直受宗教成见麻痹的现实，在一定程度上也能被披着议会民主制外衣、富于统治经验的殖民者接受；不仅能发动群众，又能始终把群众运动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因而很适合在“铅迹一战”和十月革命后印度民族独立运动蓬勃兴起，无产阶级世界革命高潮来临的时代条件下，印度民族资产阶级既希望利用群众的反帝斗争以实现自身的政治经济目标，又要防止工农运动的深入发展危及其自身利益的需要。印度现代民族解放运动虽历遭挫折，却历久不绝，并最终迫使英国殖民者撤出印度，应该说，甘地的“非暴力”思想在这一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其次，表现在斗争提出的目标上，首先是“自治”，在以后的“非暴力”运动中逐渐提出“独立”；所谓“自治”就是在隶属于英国统治的情况下，民族资产阶级行使一些权力。这不能简单理解为它的妥协性。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英国在印度殖民统治了半个多世纪，殖民机构基本稳定。而且印度是大英帝国在远东的殖民中枢，殖民统治力量相当强大，要一下子实现“独立”是不现实的，更容易遭到英国殖民当局的反对。而“自治”比较现实，相对而言，它比较温和，容易被英国接受。而随着英国自身力量的衰弱、印度民族资产阶级的壮大，在第二、第三次“非暴力”运动中逐渐提出了完全“独立”的口号。这种由“自治”到“独立”的策略，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在当时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第三，软弱性、妥协性。当然，甘地把非暴力作为宗教信仰和不可更改的原则，明显地具有种种弊病和缺陷，对印度民族解放运动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如绝对的非暴力不可能实现；贬斥一切暴力，给群众运动制定清规戒律，不准越雷池一步，必然束缚群众的积极性；如果只要发生暴力就停止运动，必然挫伤士气，丧失革命时机，延长革命过程；群众性自苦和自我牺牲，总有时间和环境的局限性；在反革命暴力的镇压下，徒手的抵抗只能足无谓的牺牲；非暴力的宗教色彩迎合了群众的蒙昧落后意识，不利于群众的真正觉醒；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