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经济成就

儒家文化经济成就

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明，其影响范围早已超出中国本土， 对整个东亚社会的发展都产生过重大影响，一般习惯上把东亚地区称为“儒教文化圈”。 日本在战后迅速崛起，接着又有“四小龙”（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又出现了所谓“四小虎”（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东亚地区快速发展经济腾飞，世界银行的调查报告《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中，提出了“东亚模式”和“东亚奇迹”概念。有人认为这是儒家文化成就“东亚奇迹”，有人提出儒学伦理正是造成东亚现代化的主要源头活水，乃至把东亚的经济模式称为 “儒家资本主义” ，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和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更是提出了“亚洲价值观”。新儒家终于自豪认定“亚洲价值观”是一套不同于西方的价值观，提出“四小龙的经济腾飞已经说明儒学正在复兴”，“孔子思想可以作为重建世界的原动力”。一些人迫不及待预言21 世纪是东亚文化——儒学的世纪。21 世纪 必将看到儒学在世界范围的兴旺发达，21 世纪，儒家文化将 “不战而胜”。“东亚模式”、“东亚奇迹”、“亚洲价值观”、“儒家资本主义”，一切美好都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中戛然而止。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于1994 年在《外交事务》杂志发表的《东亚奇迹的神话》中提出，东亚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大规模的资本积累和密集的劳动力投人，没有真正的知识进步和技术创新，缺乏有效的制度支持。克鲁格曼根本不承认有什么“东亚模式”“东亚奇迹”。李光耀这个提出以儒家为核心的“亚洲价值观”的新加坡总理，在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也不得不承认，事实上，新加坡和香港在应付金融危机方面表现最为出色，并不是因为亚洲价值观，而是因为英国殖民地价值观，特别是经济透明和法治。所谓的儒家文化成就“东亚奇迹”，最终被李光耀戳破这一神话。儒家文化在东亚经济起飞中不起主导作用，正如李光耀所说：“ 起源于二千五百年前的儒家思想， 是中国农业社会的产物， 是为中国农业社会服务的。 如果把这个思想原封不动地照搬到今天资讯发达的工业社会里，是绝对行不通的。比如我们不再重男轻女，儿女都有平等的教育机会， 也有平等的就业机会。因此，夫妇有别的观念就必须改变。”李光耀自己感叹，儒家价值观在信息时代已经过时。新加坡领导人王鼎昌、吴作栋二人也解释说：“建国以来，在经济、科技建设等方面，我们都取得可喜的成就，这是向西方学习的结果。”韩国学者金永同在分析东方现代化初期儒家思想的作用时说：“ 在东亚国家现代化初期的资本主义发展中， 儒家思想并未提供精神或意识形态方面的启发或推进作用， 倒是西方现代化的冲击， 促进了亚洲的转变。”诺贝尔奖获得者、 台北 “ 中央研究院” 院长李远哲的观点更为直接：“ 其实在我们的社会里， 儒家思想除了被当作一种正确的生活指南外， 从未获得太大的重视。 反而应该说是东亚国家的经济成就为儒家争了光。”东亚地区的经济成就刺激了儒学的复兴，让儒学家异常兴奋，以为是儒家文化主导了东亚模式，一个地方的崛起有政治经济制度国际体系等等各方面的因素所决定的，而不是单纯文化而决定的。经济学家林毅夫问道：“这些国家和地区长期以来就一直在儒家文化的濡染之下，但为什么它们并没有在 16 世纪、 17 世纪率先实现现代化和经济发展 ？ 此外，同样受到儒家文化影响的许多其他国家并没有实现同样的经济成功，而许许多多与儒家文化无缘的国家却更早地实现了经济现代化 ？”中国作为儒家文化的发源地，为什么几百年都没有实现现代化？德国学者马克斯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中国宗教》等著作中提出： 西方资本主义近代化是与西方的新教伦理的文化背景相联系的 ，而儒教理性主义试图在一种理性方式中使自身去适应世界， 不能体现以理性的、有限的手段追求非理性的、无限宗旨的资本主义精神， 因而排斥或阻碍资本主义兴起。简单说，马克斯 ·韦伯就认为儒教产生不了资本主义，儒教无法使中国现代化。亚洲金融危机，亚洲价值观的没落，反而从反面证明马克斯 ·韦伯的独特之处，儒教与现代化是矛盾的。东亚模式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威权模式，强人政治，独裁专制。新加坡是李光耀，韩国是朴正熙的军人政府，儒家文化的等级观念，在他们身上演绎的是淋漓尽致，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亚洲金融风暴更加显示出来裙带资本主义的劣根性。1997年亚洲金融 危机使人们认识到，所谓的“亚洲价值观”是不存在的。因为儒家文化对于整个亚洲的影响是有限的，即便是儒教文化圈的东亚也是各不相同的，马来西亚印尼都是是穆斯林为主，泰国是佛教，日本是神道教，菲律宾是基督教。美国的扎卡里亚直接就说，“亚洲价值观”已成陈迹，可以称作进入历史垃圾箱的理论。以儒家为核心的“亚洲价值观”，被人扔到了历史垃圾桶，这对新儒家们来说是最不愿意面对的现实。日本是亚洲第一个实现现代化的国家，那是因为日本明治维新就开始反儒西化，脱亚入欧，文化上全面开化。现在日本最重要的是神道教，而不是儒教。日本大东文化大学的沟口雄三教授就曾说过：日本所利用儒学只是利用了“ 忠” 与“ 孝” ，变成对外侵略的工具。日裔美籍的著名学者福山在更是提出，日本社会与中国社会的巨大差距往往被人们低估，所谓“东亚奇迹”是不一样的，日本更像美国而非中国。韩国过去是儒教影响最深的国家，是个家长制、血缘主义最强的社会，军人政变上台的总统朴正熙就说，韩国人不配有民主。韩国在民主化过程发现，只有儒家等级权威观念真正褪去，民主才会扎根。而现代韩国的主流文化是基督教，韩国有一半以上人口信仰基督教。基督徒总统金大中说：“在亚洲，韩国是战胜中国几千年统治和影响、保持民族特性的唯一国家。”自由、民主、法制是构成现代社会的三大支柱。儒家的等级观念序化文化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忠君与自由、孝父与民主、伦理与法制之间的冲突，很显然儒家思想存在的严重悖论。看不到这一点就是看不到儒家文化的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