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是怎样评价李世民的?
的有关信息介绍如下:社会是复杂的,一个杰出历史人物所处的位置,往往是这种复杂关系的焦点。社会经济的好转,地主阶级的贪婪和享乐的欲望,君临天下、唯我独尊的帝王生活,一部分朝臣的歌功颂德、阿谀奉承等,这是唐太宗必然要发生变化的原因。但是,由于他个人的经历、品质和最高统治集团的人员构成,特别是由于隋亡的教训在当时最高统治集团中记忆犹新,这使唐太宗的种种变化不能不受到某种程度的约束。贞观十年(636年)指前此,唐太宗问群臣:“创业困难,还是守成困难?”房玄龄认为创业困难,魏征回答说守成困难。唐太宗概括得好:“创业之难,已经过去了悔汪;守成之难,我当想着与诸公一道谨慎地对待它。”贞观十四年(640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我虽然平定天下,但守天下却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啊!”魏征听了很高兴,认为这是“宗庙社稷之福”。
贞观后期的唐太宗并没有变成刚愎自用的拒谏者;纳谏精神虽不如贞观前期,但还是在纳谏。贞观十三年(639年),唐太宗读了魏征的《十渐疏》后,表示要“闻过能改”“克终善事”,并把此疏写在屏风上面,“朝夕瞻仰”,同时抄付史馆,让史官载入史册。贞观十七年(643年),唐太宗对于魏征的去世,十分悲痛,他说:“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殁,朕亡一镜矣!”魏征是贞观朝敢于直言谏诤的第一人,唐太宗这样深切悼念魏征,说明他对于谏诤在政唯迅治生活中的重要始终是有明确的认识的。
贞观十八年(644年),唐太宗教导太子李治说:“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贞观后期,唐太宗在滥用民力方面确有所发展,但他是以“水”不覆“舟”为前提的。他清楚地认识到,隋炀帝“过役人力”的历史教训是再深刻不过了。
唐太宗晚年也碰到太子废立的问题,但唐太宗终究有其英明之处,他在太子承乾谋反败露后,于魏王泰、晋王治二人的抉择中,最后选了晋王治为太子,并立下一条原则:“自今太子失道,藩王窥伺者,皆两弃之,传诸子孙,永为后法。”在他看来,太子失道固不可取;然而诸王中有谋取皇位继承权的做法的,也是不可取的。他的这一决定,避免了最高统治集团可能出现的分裂以致倾轧,反映了他在政治上的谨慎和远见。
唐太宗的晚年是在许许多多的矛盾中度过的。他对各种事情的处理,有不少失误和错误的地方,但总的来说,仍然保持着一代英主的风度。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正月,唐太宗作《帝范》十二篇(包括《君体》《建亲》《求贤》《审官》《纳谏》《去谗》《诫盈》《崇俭》《赏罚》《务农》《阅武》《崇文》)赐给太子李治。他对李治说:“个人修养和治理国家,都写在这本书里了。”不过,他并不认为自己是值得后人效法的帝王。为了真正使他的继承人受到教育,唐太宗揭去了君父的威严的面纱,在儿子面前对自己的一生作了总结和反省,他对李治说:“你应当从历史上寻找古代贤哲的帝王作为榜样,像我这样是不足以效法的……我即位以来,做了许多错事: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隼(一种凶猛的鸟)无远不致,行游四方,劳民伤财。这都是我的大错,你不要以为这些都是正确的也跟着去做。”唐太宗的这一剖白,其言甚重,其情至深,反映了他晚年能够自省的可贵精神。——这种精神,在封建君主中是极少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