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左传》和《国语》叙述风格的差异

比较《左传》和《国语》叙述风格的差异

一、导论王充的《论衡》案书篇有云：「国语，左氏之外传也。左氏传经，辞语尚略，故复选录国语之辞以实。」由此句话可看出《左传》多记事，《国语》为辅助《左传》则多记言，两本书的风格是截然不同的，此外，《国语》的观点或是文辞等方面更与《左传》大异，而两书对祥毁漏於相同事件的不同叙述角度更是有差，今举晋惠公改葬太子申生一事来做叙事比较，其大致上可分成事情的差异、预言的差异，以及功用的差异三点。二、事情的差异《左传·僖公上第五》记载：「晋侯改葬公大子。」，而《国语·晋语三》亦云：「惠公即位，出共世子而改葬之，臭达於外。」共世子即是太子申生，因其諡号为「共」所以又称共世子，惠公则为夷吾，和申生是同父异母的兄弟。观此两段记载可知惠公改葬共世子一事两本皆有纪录。然而，《国语》中有国人之诵及郭偃二事，而《左传》没有，又《左传》里有狐突遇太子申生一事，而《国语》没有，这便是它们最大的差异，即事情的差异。《国语》对改葬之事记了国人和郭偃的言论，其记载：国人诵之曰：「贞之无报也。孰是人斯，而有是臭也？贞为不听，信为不诚。国斯无刑，偷居幸生。不更厥贞，大命其倾。威兮怀兮，各聚尔有，以待所归兮。猗兮违兮，心之哀兮。岁之二七，其靡有徵兮。若狄公子，吾是之依兮。镇抚国家，为王妃兮。」此段话是说国君虽想依「正礼」改葬申生，但申生的棺木却不断传出奇臭，国人便因此讽刺其国君窃取君位的「非礼」行为却还侥幸活著，余做再加上国家动乱不安，这种昏君不是国人所要的，而它们想要的是在狄国的那位重耳公子，并说出十四年后惠公将会失去君位之事。又郭偃曰：「甚哉，善之难也！君改葬公君以为荣也，而恶滋章。夫人美於中，必播於外，而越於民，民实戴之。恶亦如之。谨烂故行不可不慎也。必或知之，十四年，君之冢嗣其替乎？其数告於民矣。公子重耳其入乎？其魄兆於民矣。若入，必伯诸侯以见天子，其光耿於民矣。数，言之纪也。魄，意之术也。光，明之曜也。纪言以叙之，述意以导之，明曜以昭之。不至何时？欲先导者行乎，将至矣！」晋国的大夫郭偃更阐明说如果人有「善」於内心，必能传播於外，显扬於民众的道理来讽刺夷吾的不得人心，更以数、魄、光三项来预言十四年后重耳会回国继承君位，数是预言的纪录，魄是民意的先导，光是明德的闪耀，三点综合起来便说明了重耳才是人心所向的明君，而郭偃同时也呼吁民众，其想为重耳做先导的人须快点行动，因为重耳就快来了。在《国语》中，国人以及郭偃的言论除旨在讽刺夷吾之外，也拿他跟重耳做对照，说明人心和人民之间的关联性和重要性，一个君王如果内心善良，行为谨慎，人民就会爱戴他，反之，则会唾弃他。然《国语》对此一事件的叙事，到了《左传》却是从未出现，反而是不同的事，《左传》记载：晋侯改葬公大子。秋，狐突适下国，遇太子，太子使登仆，而告之曰：「夷吾无礼，余得请於帝矣，将以晋畀秦，秦将祀余。」对曰：「臣闻之，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君祀无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乏祀，君其图之。」君曰：「诺！吾将复请。七日，新城西偏，将有巫者而见我焉。」许之，遂不见。即期而往，告之曰：「帝许我罚有罪矣，敝於韩。」对於改葬一事，《左传》反转而纪录了狐突在到下国的时候遇到太子申生，其告诉狐突说夷吾改葬他的「无礼」行为，故请於帝以罚夷吾，并要将晋给予秦，让秦来祭祀他，狐突便回答申生，且说明神不会保佑不是同类的人，而人民也不会祭祀不是同一族的人，况且人民又有何罪过，其滥施刑罚又缺乏祭祀，希望申生能再考虑此事，申生於是答应狐突会将再一次请求上天，最后上天允许申生惩罚有罪的夷吾，并说出秦与晋将在韩打仗，且晋国将会失败的预言。虽说《国语》和《左传》对惠公改葬太子有不同的说法，然内容却都扣紧「无礼」两字。晋献公在位时，申生遭骊姬陷害自缢而死，然其葬礼没有按照礼下葬，故晋惠公夷吾想依正礼改葬之，但惠公在这之前却背叛当初向里克、丕郑和秦国许下的诺言。起初，秦国派公子絷去慰问夷吾时，夷吾私下告诉公子絷曰：「中大夫里克与我矣，吾命之以汾阳之田百万。丕郑与我矣，吾命之以负蔡之田七十万。君苟辅我，蔑天命矣！亡人苟入扫宗庙，定社稷，亡人何国之与有？君实有郡县，且入河外到城五。」其上皆为《国语》里记载夷吾要重赂里克、丕郑和秦国以让自已成为晋君之事，又《左传》记载「晋郤芮使夷吾重赂秦以求入」并告诉夷吾说：「人实有国，我何爱焉？入而能民，土於何有？」因此夷吾便答应要给秦国土地，而秦国接受贿赂自然也就帮忙「纳惠公」的事，里克和丕郑亦是，然而，惠公夷吾立了之后，却杀里克与丕郑，又背约不给秦国土地，并迁申生之墓，甚至在秦国闹饥荒时都不肯输米给秦国，乃得知夷吾背信忘义的无耻，并将当初许下的诺言一一弃如蔽屣，而过去他更曾与晋献公的夫人贾君通奸过，此种种为了政治利益的「无礼」的行为更与他想依「正礼」改葬申生作为形成强烈的对比。故两书的书写内容不同，但对於夷吾的不该却做出强烈的批判是其对事情看法一致的共通点。三、预言的差异在惠公改葬共世子的事中，《左传》与《国语》都说出关於未来会发生的事，《左传》记「帝许我罚有罪矣，敝於韩。」，《国语》载「岁之二七，其靡有徵兮。」、「十四年，君之冢嗣其替乎？其数告於民矣。公子重耳其入乎？其魄兆於民矣。」，前者预言了「秦晋韩之战」，后者则是「秦伯纳重耳」，同是预言但两者相差甚大。第一为预言的事情和时间不同，秦晋韩之战和秦伯纳重耳很明显就是两件不同的事，此外，秦晋韩之战是发生在僖公十四年，而秦伯纳重耳则是发生在僖公二十四年的事，两件事相差了十年，时间相距甚远。第二则为预言的表达方式的不同，《左传》是以申生请於帝来呈现，一个是已逝世的人，一个是上天的意志，换句话说，其预言是假藉神灵的方式来公诸於世，但《国语》则不然，其预言是藉国人及郭偃之口说出，两方都以「岁之二七」、「数」来道出十四年后的事，岁之二七便是指十四年，数是指成数，便是岁之二七，此外，郭偃曾云：「其数告於民矣。」又曰：「数，言之纪也。」可见国人是从「数」得知此预言，而「数」又是「言之纪」，即是预言的纪录，有此可见国人与郭偃是知道有纪录才能做出预言，与《左传》是有预言才做记录在书中的方式正好相反。再者，第三是预言基础的问题，从上可知两书会做出预言的原因皆在於晋惠公的「无礼」，《左传》说「夷吾无礼」，《国语》亦说其「贞为不听，信为不诚。」，贞，正也，意指夷吾想依正礼却不得认可，要立诚信却不见真诚，然而，《国语》又比《左传》多了「诚」和「恶」两项因素，「诚」是上述国人未见惠公真诚的缺点，后郭偃曰：「君改葬共君以为荣也，而恶滋章。夫人美於中，必播於外，而越於民，民实戴之。恶亦如之。故行不可不慎也。」可知郭偃除了批评惠公无礼的行为外，亦说出惠公内心的「不善」来讽刺他的不慎行为，藉「善」来赞美重耳并与夷吾作对比，更突显出夷吾的「恶」，故知两书的预言在基础上还是略有差异，毕竟发言人不同也是其关键，申生是从替天行道出发，而郭偃及国人则是从人民的利益。虽说两则预言有差异，但还是有其相同之处，除上述皆以「无礼」做基础之外，两个预言分别在几年后也确实成真，虽时间点及发生的事情截然不同，但这两点可算是两书预言的异中有同之处。四、功用的差异经过上面两项的比较之后，便隐约可以看出两书想要对世人传递的意思有些许不同，也就是他们功用的差异。《左传》比较注重事的记述，言论的纪录倒是很少，其形式是类似历史事件的记载，也就是史事的记载，并就史实来发挥扬善抑恶的精神，事中的申生和狐突便是以正派的角色出现来惩罚夷吾，而《左传》对於恶的人也是会加以批判，毫不手软。相对地，《国语》则重在言的铺张，在惠公改葬共世子篇中，郭偃及国人的言论就占了大半的篇幅，然而，《国语》的功用和《左传》皆有抑恶扬善的精神，对好人便加以称赞，如郭偃云：「纪言以叙之，述意以导之，明曜以昭之。」这句话是从正面来描写重耳，反之，对夷吾说出他已「恶滋章」了，可见对於坏人亦是会批判的，但《国语》除重言之外，《国语》在言论中会偏重阐明某项道理，因此功用上和《左传》又有差异，篇中的国人除说明凡事得依「正礼」的道理外，郭偃又提出一个人如果内心有「善」，人民就会爱戴他，这便是说明了人民是会依附「善心」之人的真理，国家要容易统治，国君自身修养是不可或缺的，由此又可看出在《国语》中「礼」与「德」是密切联系著的，其写出了夷吾的失德无礼，必失国的关系，所以夷吾最后才会失去王位。《左传》与《国语》在功用上的虽有些许差异，但并不会影响两本书的价值，它们的作用皆是透过对历史的真实纪录来呈现给世人，其内容以及阐发的道理等，对於后世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五、结论透过不同角度的比较以及不同观点的叙述，《左传》和《国语》都各施所长的展现其不同的风格，不论是记事或记言，抑或是著重点的的不同，还是本身对事情的看法不同，它们留给世人的是多角度的历史观点，以及许多供人省思的道理，而究事情、预言以及功用上的差异得到了两书对於相同事件不同的叙事结果外，我们也可以从这历史的事件中得到了警惕，并了解到夷吾的种种缺点，他的无礼、他的背叛、他的忘义及无德，这些人心的丑恶面无疑是给我们警告，而重耳的善、礼、德则是给我们做人的良好模范，这些是可以运用在当今社会的。而即使事件的过程不同，史家对其解读不同，史书对其记载不同，结果却一定是相同的，一个人的善或恶关系著他的未来，而其作为也会被记在书上，而当我们从不同的方向看这些事情时，相对地，我们也就多一个不同的思考路线，而更能呈现出一个多面的「借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