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著名诗人有哪些

宋朝著名诗人有哪些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朝代之一，它经济富庶，文化繁荣，科技进步，在中国历史上占有辉煌的地位，然而在军事上却频频败于比它落后的多的异族政权。你知道宋朝有哪些著名诗人吗？跟着我一起来了解下吧。

欧阳修（1007－1072）

欧阳修，字永叔，自号皮肆醉翁，晚年号六一居士，谥号文忠，世称欧阳文忠公，吉安永丰（今属江西）人[自称庐陵人]，汉族，因吉州原属庐陵郡，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绵阳）北宋时期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和诗人。与唐韩愈，柳宗元，宋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仁宗时，累擢知制诰、翰林学士；英宗，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神宗朝，迁兵部尚书，以太子少师致仕。卒谥文忠。其于政治和文学方面都主张革新，既是范仲淹庆历新政的支持者。又喜奖掖后进，苏轼父子及曾巩、王安石皆出其门下。创作实绩亦灿然可观，诗、词、散文均为一时之冠。散文说理畅达，抒情委婉，；诗风与散文近似，重气势而能流畅自然；其词深婉清丽，承袭南唐余风。曾与宋祁合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又喜收集金石文字，编为《集古录》。有《欧阳文忠公文集》。诗歌《踏莎行》。并著作著名的《醉翁亭记》。欧阳修死后葬于开封新郑（今河南新郑），新郑市辛店镇欧阳寺村现有欧阳修陵园，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另今绵阳南郊亦有其祠堂，名曰六一堂。本文选其《朋党论》、《五代史伶官传序》、《醉翁亭记》、《秋声赋》、《祭石曼卿文》、《卖油翁》六篇；选其词《采桑子（群芳过后西湖好）、《诉衷情（清晨帘幕卷秋霜）》、《踏莎行（候馆残梅）、《生杳子（去年元月时）》、《朝中措（平山栏槛倚晴空）》、《蝶恋花（家庭院深深几许）》六首；先其诗《戏答元珍》和《画眉鸟》二首。

曾巩（1019～1083）

北宋散文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字子固。建昌军南丰（今属江西）人。嘉佑二年（1057）进士。历任馆阁校勘、集贤校理、实录检讨官，官至中书舍人。曾巩出自欧阳修门下，行脊完全接受了欧阳修先道而后文的古文创作主张，而且比欧阳修更着重于道。因此，曾巩的散文在八大家中是情致和文采都较少的一家。但曾文长于议论，他的政论文，语言质朴，立论精辟，说理曲折尽意。如《上欧阳舍人书》、《上蔡学士书》、《赠黎安二生序》、《王平甫文集序》等都纡徐委备，近似欧阳修文。记叙文亦常多议论，如《宜黄县县学记》、《墨池记》都于记叙中纵谈古今。曾巩亦能诗，今存诗400余首，以七绝成就较高，但为文所掩，不大受人重视。著作今传《元丰类稿》50卷，有《四部丛刊》影元刊本。

苏辙（1039—1112）

北宋时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县，位成都市西南）人。字子由，号颖滨遗老。为北宋著名文学家，又有“小苏”之称。仁宗（赵祯）嘉佑年间进士。神宗（赵顼）时，王安石行新法，轼、辙力言不便。又尝罢蔡确、韩缜、章dun 、吕惠卿等，累官尚书右丞门下侍郎。后以事忤元丰诸臣，累贬徙许州（今河南省许昌市）。徽宗时，复官大中大夫，致仕。卒谥文定。苏辙为文汪洋澹泊，与兄轼齐名。著有《诗传》、《春秋传》、《论语拾遗》、《孟子解》、《龙川志略》、《古史》、《老子解》、《栾城文集》等。

苏轼（1037－1101）：

北宋文学家、书画家。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苏洵子。嘉佑进士。神宗时曾任祠部员外郎，因反对王安石新法而求外职，任杭州通判，知密州、徐州、湖州。后以作诗“谤讪朝廷”罪贬黄州。哲宗时燃带轿任翰林学士，曾出知杭州、颖州等，官至礼部尚书。后又贬谪惠州、儋州。北还后第二年病死常州。南宋时追谥文忠。与父洵弟辙，合称“三苏”。

苏洵（1009～1066）

北宋散文家。与其子苏轼、苏辙合称"三苏"，均被列入"唐宋八大家"。字明允，号老泉。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据说27岁才发愤读书，经过十多年的闭门苦读，学业大进。仁宗嘉□元年（1056），他带领苏轼、苏辙到汴京，谒翰林学士欧阳修。欧阳修很赞赏他的《权书》、《衡论》、《几策》等文章，认为可与贾谊、刘向相媲美，于是向朝廷推荐。一时公卿士大夫争相传诵，文名因而大盛。嘉□三年，仁宗召他到舍人院参加考试，他推托有病，不肯应诏。嘉□五年，任为秘书省校书郎。后与陈州项城（今属河南）县令姚□同修礼书《太常因革礼》。书成不久，即去世，追赠光禄寺丞。

辛弃疾（1140－1207）

辛弃疾（1140－1207）享年67岁，南宋词人。原字坦夫，改字幼安，号稼轩，历城（今山东济南）人，汉族。我国历史上伟大的词人和爱国者。与苏轼齐名，并号称“苏辛”，史上与李清照并称“济南二安”。有人这样赞美过他：稼轩者，人中之杰，词中之龙。刘辰翁《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历任湖北、江西、湖南、福建、浙东安抚使等职。出生前13年，山东一带即已为金兵侵占，二十一岁参加抗金义军，不久归南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率两千民众参加北方抗金义军，次年奉表归南宋。一生坚决主张抗击金兵，收复失地。曾进奏《美芹十论》，分析敌我形势，提出强兵复国的具体规划；又上宰相《九议》，进一步阐发《十论》的思想；都未得到采纳和施行。在各地任上他认真革除积弊，积极整军备战，又累遭投降派掣肘，甚至受到革职处分，曾在江西上饶一带长期闲居。光复故国的大志雄才得不到施展，一腔忠愤发而为词，由此造就了南宋词坛一代大家。耿京聚兵山东，节制忠义军马，留掌书记。绍兴三十二年，令奉表南归，高宗召见，授承务郎。宁宗朝累官至浙东安抚使，加龙图阁待制，进枢密都承旨卒。曾寓居江西上饶、铅山达十余年。其词热情洋溢，慷慨悲壮。笔力雄厚，艺术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有《稼轩长短句》。

平生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一生力主抗战，曾上《美芹十论》与《九议》，条陈战守之策，显示其卓越军事才能与爱国热忱，又与宋志士陈亮及理学家朱熹保持深厚友谊，与之砥励气节，切磋学问。抗金复国是其作品之主旋律，其中不乏英雄失路的悲叹与壮士闲置的愤懑，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还以生动细腻的笔触描绘江南农村四时的田园风光、世情民俗。其词题材广阔，又善化用前人典故入词。风格沉雄豪迈又不乏细腻柔媚之处。在苏轼的基础上，大大开拓了词的思想意境，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后人遂以“苏、辛”并称。其诗文亦有足称道者，特别是其文“笔势浩荡，智略辐凑，有权书衡论之风”。

辛弃疾，是开一代词风的伟大词人，也是一位能征善战、熟稔军事的民族英雄。他的词作“大声镗鞳，小声铿鍧，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自有苍生所未见”，已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瑰宝；而他作为南宋朝廷大臣而写的一篇文章《议练民兵守淮疏》，则表达了作者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对战争形势的精辟入里的深刻分析和鲜明而又具体的对策。这篇应用散文感情炽热，构思缜密，层层深入，有理有据，语言也精确、简洁。文章仅用了六百余字，从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到解决问题，不枝不蔓，一气贯通，有情况、有分析、有措施、有预测、字字落到实处，质朴无华，明晓畅达。一位豪迈旷达的词人，根据不同的文体的需要，能够写出如此严谨、朴实的应用文，可见一位大手笔，在写作中是不能囿于一个狭窄天地中的，应该熟练地掌握几套笔墨，既有自己喜爱的体式，也能按不同要求写出不同体裁、不同风格的别类文章，就如同功夫高深的武术家，虽擅长一种兵刃，但对其他武器也能舞动一样。辛弃疾就是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文体，从不同方面来表达了他慷慨激昂的爱国感情，反映出忧国忧民“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的壮志豪情和以身报国的高尚理想。（节选自《应用写作》1998年第1期，《词坛巨擘公文高手——读辛弃疾<议练民兵守淮疏>》

柳永

衣卿相柳永，（约987年—约1053年），崇安（今福建武夷山）人。北宋词人，婉约派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代表作《雨霖铃》。原名三变，字景庄。后改名永，字耆卿。排行第七，又称柳七。宋仁宗朝进士，官至屯田员外郎，故世称柳屯田。由于仕途坎坷、生活潦倒，他由追求功名转而厌倦官场，沉溺于旖旎繁华的都市生活，在“倚红偎翠”、“浅斟低唱”中寻找寄托。作为北宋第一个专力作词的词人，他不仅开拓了词的题材内容，而且制作了大量的慢词，发展了铺叙手法，促进了词的通俗化、口语化，在词史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景祐进士，官屯田员外郎。为人放荡不羁，终身潦倒。死时靠妓*捐钱安葬。其词多描绘城市风光和歌妓生活，尤长于抒写羁旅行役之情。词作流传极广，“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柳词”。有《乐章集》。

柳永的父亲、叔叔、哥哥三接、三复都是进士，连儿子、侄子都是。柳永本人却仕途坎坷，景祐元年（1034年），才赐进士出身，是时已是年近半百。词作极佳，流传甚广。其作品仅《乐章集》一卷流传至今。描写羁旅穷愁的，如《雨霖铃》、《八声甘州》，以严肃的态度，唱出不忍的离别，难收的归思，极富感染力。

周邦彦

中国北宋词人。字美成，号清真居士，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历官太学正、庐州教授、知溧水县等。他少年时期个性比较疏散，但相当喜欢读书，宋神宗时，他写了一篇《汴都赋》，赞扬新法，徽宗时为徽猷阁待制，提兴大晟府。精通音律，曾创作不少新词调。作品多写闺情、羁旅，也有咏物之作。格律谨严，语言曲丽精雅。长调尤善铺叙。为后来格律派词人所宗。旧时词论称他为“词家之冠”。有《清真居士集》，后人改名为《片玉集》。

历官太学正，国子主簿，徽猷阁待制，提举大晟府（管理音乐的机构）。诗词文赋，无所不擅。但为词名所掩，诗文多零落不传。其中《汴都赋》为成名之作，长7000字，流传至今。古体诗《天赐白》、《过羊角哀左伯桃墓》，风骨凛然，绝无绮罗香泽之气。周邦彦被公认为是“负一代词名”的词人，在宋代影响甚大。邦彦词多写男女恋情，咏物怀古，羁旅行役，内容较窄，境界不高。但在艺术创意上堪称大家，其词善于铺叙，即在写景抒情中渗入述事，造成另一境界，形成曲折回环，开阖动荡，抑扬顿挫之势，发展了柳永、张先的慢词。加之语言工丽，多用典故，形成了浑厚、典雅、缜密的艺术风格。代表作如：〔少年游〕“并刀如水”，在寥寥51字中，不但写故事，重现当时的境界，而且写对话，如见词中之人，且闻其语，生动地描摹出人物的性格、心态，在词中实为独创。另一首〔少年游〕“朝云漠漠散轻丝”，写得更妙。一首小令写了两个故事，中间只用“而今丽日明金屋”一句联起来，将上阕的追忆恋爱与下阕的共同生活、金屋藏娇两种境界进行了比较，感受追忆两个故事中的同一种情调：相聚不如相思，意味深长。另如长调〔花犯〕“粉墙低”，跳跃曲折，照应、收放、开合，十分讲究；〔过秦楼〕“水浴清蟾”，将时间、地点、人物、感情变换数次，构成全部事件、人物感情发展的脉络；〔兰陵王〕《柳》，把将离之情，既去之思，居者与行者，旧恨与新愁，人和物，情和境，浑然融为一气。邦彦词音律严整，格调精工，多创新调。因此他被尊为婉约派的集大成者和格律派的创始人，开南宋姜夔、吴文英格律词派先河。周邦彦的集子有杨泽民、方千里、陈允平三家和词，今存《片玉词》10卷，《彊邨丛书》本；另有《清真集》2卷，集外词1卷，《四印斋所刻词》本。

梅尧臣（1002年——1060年）

梅尧臣，字圣俞，北宋著名现实主义诗人。汉族，宣州宣城（今属安徽）人。宣城古称宛陵，故世称宛陵先生。初试不第，以荫补河南主簿。50岁后，于皇祐三年（1051）始得宋仁宗召试，赐同进士出身，为太常博士。以欧阳修荐，为国子监直讲，累迁尚书都官员外郎，故世称“梅直讲”、“梅都官”。曾参与编撰《新唐书》，并为《孙子兵法》作注，所注为孙子十家著（或十一家著）之一。有《宛陵先生集》60卷，有《四部丛刊》影明刊本等。词存二首。

在宋朝，做官几乎是读书人唯一的出路和追求。因此，进馆、入阁、点翰林、当学士（宋朝置“史馆”、“秘阁”、“资政殿”等，分掌图书经籍和编修国史等事务，通称馆阁），便成了读书人的人生理想，也成了他们事业成功与否的标志。在宋朝，一个才子，尤其是天下公认的才子，如果没能进馆入阁，那是要被惋惜和讥笑的，大诗人梅尧臣就是如此。

梅尧臣出身于官宦之家，从小爱好诗歌。他一反宋初西昆体诗歌表面的浮艳和内容的空洞，注重平淡、含蓄、深远，给北宋诗坛带来一股清新之风。不过，有才的人不一定都能考上进士，正如史学家唐德刚先生所说：“帝制时代的考科举，原是十考九不取的。屡考不取，才是正常现象；考取了才是反常和意外。”所以，尽管梅尧臣“工为诗”，有才名，但他的科考之路却坎坷崎岖，屡试不第，最后只好“拼爹”，通过父辈的功劳荫补入仕，授太庙斋郎、河南县（隶属河南府）主簿。

这个小官运气不错，刚出道就遇到了好上司钱惟演。宋仁宗天圣年间（1023—1032），钱惟演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出任西京（今河南洛阳市）留守，称“使相”，与宰相平级。钱惟演是朝中大臣，尊重人才，提携后进，堪称伯乐。他曾对当时在洛阳任职的部下梅尧臣、欧阳修、尹洙等一批青年才俊给予过许多帮助，尤其对梅尧臣和欧阳修高看一眼，厚爱一筹，经常与他们诗酒唱和，还在同僚中广为延誉，梅尧臣、欧阳修因此被世人并称为“梅欧”。

只是梅尧臣在钱惟演眼里是人才，在民间也有诗名，但朝廷却始终没有把他当成干才。在洛阳任满以后的'岁月里，他还到江西、浙江、陕西等多地任职，历任县令、监税、监仓等职，一干就是三十年。像他这样文名显赫，又经过多地任职、多岗位锻炼的，老在区区末吏的岗位上徘徊不前，颇为少见。很多士大夫认为，像梅尧臣这样的大才子，不进馆入阁，真是枉费其才。嘉佑元年（1056），翰林学士赵概等十余人联名向宋仁宗推荐梅尧臣。在大家的惋惜、褒扬以及轮番推荐之下，宋仁宗决定面试一下这个闻名天下的诗人。一试，果然才华出众，便赐他进士出身，出任国子监直讲，后任尚书都官员外郎。然而，这个员外郎仍旧只是个上不了台面的散官闲职。更让人遗憾的是，梅尧臣在都官员外郎任上没几天便溘然长逝了。梅尧臣的命运令时人唏嘘不已，有同僚甚至替他抱屈：“赢得儿童叫夫子，可怜名位祗都官。”（宋代赵与虤《娱书堂诗话》）

不过，梅尧臣对自己的仕途通达与否似乎并没有过高的期望。嘉佑年间（1056—1063），宋仁宗征召他编修《新唐书》。接到皇帝的征召之后，他对妻子刁氏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吾之修书可谓猢狲入布袋矣。”好动的猴子，被塞进布袋，该多难受？表达了他颇不情愿的心态。知夫莫若妻，刁氏的回答更直接：“君于仕宦，何异鲇鱼上竹竿耶？”谁见到过能爬上竹竿的鲇鱼呢？

确实，对于做官，梅尧臣是有自知之明的。他在基层工作三十年，每天按部就班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却一直官运不佳。倒是公务之余吟诗作赋，不亦乐乎。据宋代孙升的《孙公谈圃》说，梅尧臣无论是吃饭睡觉，还是游山玩水，无时无刻不吟咏。他随身携一贮放纸张笔砚的“算袋”，有时灵感一来，兀自离开，从“算袋”中取出纸笔，奋笔疾书。有人偷看他的纸片，发现上面书写的都是诗歌，或一联，或一句。而以后，这些苦吟得来的断章，便成了他诗歌中的警句、绝对、神来之笔。

大文豪欧阳修一辈子佩服的人不多，但对梅尧臣却心悦诚服，“自以为不及”，还以“穷而后工”对其人其诗进行了高度评价，认为是仕途的坎坷和生活的艰辛造就了梅尧臣和他的诗歌，可谓一语中的。对于奔竟于途的人，官运亨通，或许是好事，但对于诗人来说，官运不通，倒也不见得是坏事，多一个明心见性诗人，总比多一个碌碌无为的庸官甚至胡作非为的坏官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