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将心向明月》全诗赏析是什么?

《我本将心向明月》全诗赏析是什么?

【“我本将心向明月”出自元代·高明的《琵琶记》，全诗赏析是】：

《琵琶记》是高明根据长期流传的渣码民间戏文《赵贞女蔡二郎》改编的。据《南词叙录》透露，《赵贞女蔡二郎》原本的情节是揭发蔡伯喈一旦飞黄腾达后就背亲弃妇，停妻再娶。后来赵贞女上京寻夫，伯喈竟丧尽天良，马踩赵氏，结果他自己遭到惩罚，被暴雷震死。正如京剧的《小上坟》“啰啰腔”唱词所说：“贤慧的五娘遭马蹦，到后来五雷轰顶是那蔡伯喈。”整个剧情与《王魁》和《张协状元》相似，都是鞭挞封建士子负心忘本的卑劣行径的。但高明把《赵贞女》改编为《琵琶记》时，把蔡伯喈写成了正面人物，颂扬他是全忠全孝的典型，并且把悲剧的结局改成了大团圆。

《琵琶记》剧中说蔡伯喈原是孝子，同赵五娘结婚后感情很好。戏剧矛盾的原因是：他本来不肯上京应试，而父亲不从；他考中状元后，牛府招之为婿，他辞婚，而牛丞相不从；他想辞官归里，而皇上又不从。这就是所谓“三不从”或“三被强”，证明“背亲弃妇”是被迫造成的，责任不在蔡伯喈，这便是为蔡伯喈卫护的主要关目。剧中另一条线索是写蔡伯喈入京后家乡陈留郡遇到了严重的灾荒，赵五娘极其艰难地维持一家的生计，蔡婆和蔡公在饥饿中死去后，赵五娘一路弹唱琵琶词行乞，到京师寻找丈夫。由于牛小姐的贤惠大度，终于使赵五娘和蔡伯喈团圆，并得到了朝廷的旌表。高明的创作意旨很明显是借此宣扬封建道德，他在剧本开场的《水调歌头》词中宣称：“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休论插科打诨，也不寻宫数调，只看子孝共妻贤。”不过，在指出其封建性的糟粕的同时，还应看到剧中存在着民主性的精华，主要是作者成功地塑造了劳动妇女赵五娘的悲剧形象。剧中通过赵五娘的悲惨遭遇，谴责了科举制度的蠹害人心，揭露了封建礼教的罪恶，反映了农村遭灾后的惨象，抨击了官吏鱼肉乡民的暴行，突出了元代末年的社会矛盾。

《琵琶记》总体上看，作者主观希望“为文人立心”，宣传忠孝君臣的封建道德。但其思想内容比较复杂：表明封建社会忠孝难以两全，在“全忠全孝”的同时又有一定批判；在宣传封建道德时，对于当时的黑暗现实也有所批判，暴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如牛丞相的专横、地方官的腐败。

【《琵琶记》全文翻译】：

入朝为田宿舍，晚上登上天子堂。

王侯将相本来不是天生的富贵种，贫穷人家的孩子发愤努力，也可以成为栋梁之材，好男儿应当发愤图强。

如果不经住冬天那刺骨的严寒，梅花不会有扑鼻的香气。

寒窗苦读了十年，没有人知道你的辛苦，等到你考中状元，全天下的人都开始崇拜你。

本来把心全部奉献给了明月，可是明月并不在意，却独独照耀那没有直觉的沟渠。

【《琵琶记》原文】：

《琵琶记》

元代·高明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

不是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

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

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

【内容梗概】：

《琵琶记》讲述的是东汉时差慧期故事。书生蔡伯喈离别父母、妻子进京赴试，经年不归，造成家庭悲剧，最终光宗耀祖的故事。陈留都人蔡伯喈娶妻赵五娘，新婚两月，夫妻和顺相敬，蔡的父母身体康健，一家人和和美美；在春光明媚的日子里，全家花下酌酒，为亲祝寿。

不久，朝廷黄榜招贤，郡县把蔡伯喈申报上司。伯喈以双亲年迈不能远离为由，坚决拒绝。蔡母也恐失去倚恃，不愿伯喈上京赴考。然而蔡父认为此是光宗耀祖的大好时机，硬逼着伯喈赴试。邻居张广才也一力赞成，且答应照顾蔡家。伯喈万般无奈，只得打点上京。

伯喈一举及第，登上状元，官拜议郎。他思念父母，正要上表辞官，不料牛丞相此时却奉旨招伯喈为婿，伯喈以有妻室、双亲年迈为由予以拒绝，一并辞婚。牛相非常恼怒，奏明朝廷，圣旨不准伯喈辞官辞婚。伯喈只得与牛小姐成婚。

伯喈走后，赵五娘于家中尽心竭力地待奉公婆。当时陈留逢上饥荒之年，生活艰难，蔡家陷入困苦之中。蔡母埋怨蔡父不该逼伯喈上京考试，二人终日争吵。五娘从中百般劝解，并典卖钗簪首饰，换粮米养活公婆，自己却背地里吃糠挨饿，好不容易得到一些救济粮，又被恶霸里正抢去。

五娘躲在厨房吃糠的行为引起蔡父蔡母的猜疑，他们以为她在背地里偷吃好东西。一日蔡父蔡母突然闯入厨室，抢过五娘的饭如庆哪食察看，才知道媳妇吃的是糠。悲痛之下，蔡母一哀身亡，蔡父也后悔不该让伯喈上京。不久，蔡父罹病，临终之前，对儿媳妇赵五娘的辛勤待奉深感愧疚，他要五娘改嫁，并留下拄杖一根给广才，嘱其等伯喈归来，打他出家门。蔡父死时，因无力安葬，五娘剪下自己的头发典卖，埋葬了公公，以麻裙包土自筑坟台，然后画出公婆遗像，身背琵琶，一路弹唱行孝曲子，进京寻夫。

蔡伯喈在牛府弹琴抒愁，因为心意烦乱而时时出错。他思念父母妻子，托人往家乡捎信，不料捎信的人却是骗子，信没有捎出去。中秋之夜，与牛氏在花园中赏月，月色皎洁，牛氏心情畅快，伯喈见月伤心，思念家人。牛氏窥探到伯喈的心事，于是劝牛丞相同意自己和伯喈回陈留探亲。牛丞相考虑再三，决定到陈留接取伯喈父母妻子来京。

赵五娘只身到京城，适逢弥陀寺做佛会，便去追荐公婆。在寺门前她展挂公婆遗像卖唱。此时伯喈也前来佛寺祈祷父母来京一路平安。伯喈随从因五娘卖唱碍事，赶走五娘，伯喈将父母遗像带回府。五娘寻遗像到牛府，与牛小姐相遇，二人相惜，各诉衷肠，说出原委，才知道“三不从做成灾祸天来大”。

在牛小姐的安排下，五娘与伯喈相见，彼此细说别后的情况，伯喈痛感“文章误我，我误爹娘；文章误我，我误妻房”。牛丞相也回心转意，同意伯喈偕牛氏、五娘回陈留守墓。张广才也知道伯喈事出无奈，原谅了他。全剧结尾是：牛丞相奉诏书到陈留，旌表蔡氏一门。

【作者简介】：

高明（约1307年—约1371年），元代戏曲作家。字则诚，自号菜根道人。浙江瑞安人。瑞安属古永嘉郡，永嘉亦称东嘉，故后人称之为高东嘉。出身于书香门第，曾从名儒黄溍游。元顺帝至正五年（1345年）中进士，历任处州录事、江浙行省丞相掾、浙东阃幕都事、福建行省都事等职。为官清廉， 官声颇佳。晚年隐居于宁波城东的栎社，以词曲自娱。相传明初朱元璋慕其名，遣使征召，他“佯狂不出”，不久病卒。代表作为南戏《琵琶记》。诗文集有《柔克斋集》二十卷，已佚。近人冒广生曾辑其诗四十九首，词一首，刊于《永嘉诗人祠堂丛刻》。

【创作背景】：

社会背景

《琵琶记》所叙述的有关书生发迹变泰后负心弃妻的现象，与宋代科举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科举制度规定，不论门第出身，只要考试中式，即可为官。这为寒士发迹提供了一条捷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便是这种情况的写照。书生初入仕途，需要寻找靠山，权门豪贵也需要拉拢新进以扩充势力。联姻便成了他们利益结合的手段。而当书生攀上高枝，抛弃糟糠之妻时，便与原来的家庭以及市民阶层报恩的观念，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冲突，导致一幕幕家庭和道德的悲剧。市民大众厌恶书生这种薄幸的行为，不惜口诛笔伐，这就是宋代民间伎艺产生大量谴责婚变作品的原因。宋代婚变故事一般都把矛头指向书生，是因为当时他们不仅有着优渥的社会地位，而且作为知书达礼的道德传承者，肩负着社会的责任。地位和行为的反差，自然使他们成为人民大众特别是市民阶层谴责的主要目标。

到了元代，社会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书生的处境，从天上跌到地下。元代科举一度中断达七十余年，终元之世，考试制度时兴时辍。这使许多士人失去进身之阶，社会地位急遽下降，以至出现“九儒十丐”的说法。与此相联系，谴责书生负心婚变的悲剧作品，逐渐失去了现实的针对性。地位低下的书生，反成了同情的对象。所以元代戏曲里的书生形象，或是平庸怯懦，或是迂阔拘谨，尽管多半缺乏光彩，但很少作为被鞭挞的对象。到元代后期，人们对地位得不到改善的书生愈加怜惜，正面歌颂书生志诚的作品渐渐成为戏曲的主流。高明的《琵琶记》，以同情宽恕的态度，刻划蔡伯喈的形象，正体现了当时的社会情态。

创作时间

高明于元顺帝至正五年（1345年）考中进士，从此步入仕途，历官处州录事、绍兴路判官、庆元路推官等。后辞官隐居于宁波城南二十里的栎社，寓居于沈氏楼中，闭门谢客，埋头于诗词戏曲的创作。《琵琶记》即创作于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到二十五年（1365年）之间。

《琵琶记》就戏剧文体来说是属于宋元南戏的范畴，南戏是南曲戏文的简称，是与北曲杂剧相对而言的专名。它最初起源于南方的温州地区，原名“温州杂剧”或“永嘉杂剧”。据明人祝枝山《猥谈》记载道：“南戏出于宣和之后，南渡之际，谓之温州杂剧。予见旧牒，其时有赵闳夫榜禁，颇述名目，如《赵贞女蔡二郎》等。”徐文长的《南词叙录》则说：“南戏始于宋光宗朝，永嘉人所作《赵贞女》《王魁》二种实首之。”可见南戏发源于北宋徽宗宣和（1119—1125年）之后，经历南宋前期的酝酸，至光宗时（1190—1194年）盛行起来，这符合于从萌芽到成熟的发展规律。

故事来源

《琵琶记》系改编自民间南戏《赵贞女》（即《赵贞女蔡二郎》），更早时还有金院本《蔡伯喈》。据记载，宋代戏文《赵贞女蔡二郎》情节大致写蔡二郎应举，考中了状元，他贪恋功名利禄，抛弃双亲和妻子，入赘相府。其妻赵贞女在饥荒之年，独立支撑门户，赡养公婆，竭尽孝道。公婆死后，她以罗裙包土，修筑坟茔，然后身背琵琶，上京寻夫。可是蔡二郎不仅不肯相认，竟还放马踩踹，致使神天震怒。最后，蔡二郎被暴雷轰死。

宋代戏文所写的蔡二郎，亦称蔡中郎，也就是汉代著名文士蔡邕，字伯喈。戏中所写的情况，只是出于民间传说。陆游在《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诗中云：“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可见早在南宋前期，以蔡二郎为题材的民间文艺已广泛传唱于城乡各地。类似这种题材，在宋代说话、鼓词、诸宫调、杂剧等民间伎艺中，还有《王魁负桂英》《陈叔文三负心》《王宗道负心》等。这表明书生负心婚变现象在当时相当普遍，书生贪新弃旧、攀龙附凤的行为尤其受到市民阶层的关注。

《琵琶记》基本上继承了《赵贞女》故事的框架，但改变了原故事中蔡伯喈背亲弃妇的形象。它保留了赵贞女的“有贞有烈”，但对蔡伯喈的形象作了全面的改造，让他成为“全忠全孝”的书生。为了终养年迈的父母，他本来并不热衷于功名，只是辞试不从，辞官不从，辞婚不从，这“三不从”导致一连串的不幸，落得个“可惜二亲饥寒死，博换得孩儿名利归”的结局。

【表达主题】：

《琵琶记》是元末戏曲作家高明根据长期流传的民间戏文《赵贞女蔡二郎》改编创作的南戏，是中国古代戏曲中的一部经典作品。此剧叙写东汉书生蔡伯喈与赵五娘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全剧共四十二出，结构完整巧妙，语言典雅生动，显示了文人的细腻目光和酣畅手法，是高度发达的中国抒情文学与戏剧艺术结合的作品。

【后世影响】：

《琵琶记》所叙写的，确是“子孝与妻贤”的内容。高明强调封建伦理的重要性，希望通过戏曲“动人”的力量，让观众受到教化。在这方面，《琵琶记》产生过一些消极的作用。但高明主张戏曲必须有关风化、合乎教化的功用，把当时士大夫所不屑的南戏看作可以“载道”的工具，却意在抬高南戏的地位和价值。同时，高明能正视社会生活的真实，在肯定孝子贤妻的同时，揭示封建伦理本身存在的矛盾，展示由于封建伦理而产生的社会悲剧，而给予观众强烈的震撼。

《琵琶记》尽管从正面肯定了封建伦理，但通篇展示的却是“全忠全孝”的蔡伯喈和“有贞有烈”的赵五娘的悲剧命运，从而可以引发对封建伦理合理性的怀疑。在封建时代，恪守道德纲常的知识分子，经常陷入情感与理智，个人意愿与门第、伦理的冲突之中。《琵琶记》的悲剧意蕴，具有深刻性和普遍性，它比单纯谴责负心汉的主题，更具社会价值。

《琵琶记》是一部劝忠劝孝之作，也是一部思想内容极为丰富的主题多义之作。在几千年的古代社会中，中华民族长期形成并逐步发展起来的忠孝节义等社会道德观念，包含有好的和坏的两种成份，古代的孝道亦然。在古代的孝道中，有维护父母的绝对利益，要儿子作出无谓的牺牲，作奴隶式的服从，诸如“父要子亡，子若不亡，则为不孝”，或“割股救母”之类的愚孝，这是坏的。有热爱父母，善事父母，为了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使父母安度晚年而奉献自己的力量，这是贤孝，这是好的。《琵琶记》意在宣扬贤孝，宣扬孝道中好的一面，宣扬中华民族的优秀道德，这对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琵琶记》的文学成就，大大超过了《永乐大典戏文三种》中的作品。高则诚是在民间创作的基础上，把戏文的剧本创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的杰出作家。他在南戏发展史上的地位颇似杂剧发展史上的关汉卿。《琵琶记》在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不只影响到当时剧坛，而且为明清传奇树立了楷模。所以，过去把它称为“南戏之祖”。

《南词叙录》记载：“我高皇帝即位，闻其名，使使征之，则诚佯狂不出，高皇不复强。亡何，卒。时有以《琵琶记》进呈者，高皇笑曰：‘五经、四书、布、帛、菽、粟也，家家皆有；高明《琵琶记》，如山珍、海错，贵富家不可无。’”可见《琵琶记》的影响和作者声名之盛。

《琵琶记》自问世以来，流播六百余年，一直颇受世人的关注。明清时期，不仅市井百姓户诵家传，被目为“《女通鉴》” ，而且名公士子的戏曲论著中亦常以为话题。在传承过程中，《琵琶记》为同时或后期的许多剧种所改编，传播形式多样。如昆曲《琵琶记》、越剧《琵琶记》、豫剧《琵琶记》、川剧《琵琶记》、京剧《赵五娘》、淮剧《赵五娘》等，均由高明《琵琶记》改编而成。它还被译为法文、日文，传播国外。中国戏剧家协会曾在北京召开关于评价、整理《琵琶记》的讨论会。

【作品评价】：

明代魏良辅《曲律》：《琵琶记》，乃高则诚所作，虽出于《拜月亭》之后，然自为曲祖，词意高古，音韵精绝，诸词之纲领。

明代何良俊《四友斋丛说》：“金元人呼北戏为杂剧，南戏为戏文。近代人杂剧以王实甫之《西厢记》，戏文以高则诚之《琵琶记》为绝唱。”

明代王世贞《艺苑卮言》：“则诚所以冠绝诸剧者，不唯其琢句之工，使事之美而已。其体贴人情，委曲必尽，描写物态，仿佛如生，问答之际，不见扭造，所以佳耳。”

明代吕天成《曲品》：“串插甚合局段，苦乐相错，具见体裁，可师可法，而不可及也。”

清初朱彝尊《静志居诗话》：“闻则诚填词，夜案烧双烛，填至《吃糠》一出，句云‘糠和米本一处飞’，双烛花交为一，洵异事也。”

清代黄图珌《看山阁集闲笔》：“《琵琶》为南曲之宗，《西厢》乃北调之祖，调高辞美，各极其妙。”